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过一个特别傲慢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

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周旋的人，是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一米八的个头、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面前一点儿也不逊色。他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他的才情，他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

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身穿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坚定，举止端庄，并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还有一种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更多表现在对待外夷方面。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听说有称阁下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李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

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小说家言，不能算作信史，但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日本官员的较量最有意思。

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说：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则认为这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

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说：“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

李鸿章说：“就来两个人?是不是太无礼了?”

日人曰：“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鸿章大笑说：“小小的。”同时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对条约看得很细，他发现其中一条为：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于是，他便在两个“可”字前各加一个字——“不”!

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结果，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又坐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吸着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原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水平高超，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鸿章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枊原的裤腿上。柳原急了，站起来大骂，被两个侍卫摁了下去。

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原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

李鸿章说：“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上面两个故事自然也是野史小说家言，真实情况虽没有如此极端，但李鸿章的做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其中原因一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二是李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所以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

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员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贴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延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李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可是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10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直傲慢的天朝老臣心中是何滋味?只听见梁启超一句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说：“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李鸿章只有点头和摇头的权利。后来就连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李鸿章在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李鸿章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李鸿章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李鸿章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慈禧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慈禧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

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扇精彩的窗户，这扇窗户就是他晚年游历欧美。傲慢的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谜，并不惜重金给慈禧太后购回一台，但却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后，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毕竟是大清的栋梁，李鸿章骨子里到底还是傲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