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的纽约街头，春寒料峭。电影导演李安从一个午餐会议，匆匆赶回纽约大学附近的Focus公司办公室。新片《Taking Woodstock》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已经是李安今天第四个行程了。

他的脸上略有倦意，却非常认真、专注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要换到另一间办公室续谈，看访客忙乱地收拾一堆器材，李安很自然地帮忙拿起好几样，两手满满地一路爬楼梯过走道。临行前，请李安签书，他慎重地说，这要用黑色签字笔。写好后，正要阖上书页，想了想，又再拿回来，添了“保重!”。递出书，拍拍访客的肩膀，笑容中带着鼓励，“跑这趟辛苦了”!

“我希望自己是个好男人。”被问到他最重要的人格特质时，李安笑着说，有点不好意思。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一款质朴真诚、李安式的笑容，挥之不去，十分难忘。

不管是李安的人，还是他的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诚。“真诚地面对人性……真诚地面对自己，”两小时的访谈里，李安一再强调，用他温和却坚定的语气，“你勇敢，愿意真诚面对，会开拓出很多空间、很多思路。当你这样做时，那个能量会影响到你的观众，他会跟着进来。”

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经过，李安对人性的诸多面相，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因家庭的迁徙，小学起就经历文化冲击，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间寻求平衡。自小是家中最受宠爱与期待的长子，却连续两次大学联考落榜，无颜面对担任高中校长的父亲。在艺专找到舞台与信心，一路担任男主角，还曾获大专话剧比赛最佳男主角奖。赴美留学时，却因语言问题，只能演哑剧或小配角。专心朝电影导演发展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毕业作品在纽约大学影展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当场要与他签约，没想到在美国一留6年，一部片子也拍不成。

戏里戏外两个李安

众人无法想象，三十好几、有妻有子的男子，如何能熬过6年失业在家的日子，而不认赔杀出。李安却说：“这是我要做、是我爱做的事情，毫不反悔。我不会说这把我撒错地方，我后悔，从来不会。”

找到自己的兴趣，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学习成长，这个小学生都会作文的基本道理，却极少人能像李安一样，用全部的生命来孤注一掷。这样的笃定，来自真诚的面对自己：“我一直知道我要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部接一部拍，然后适应，然后从生命里而学习，”

从生命里学到的深刻功课，李安直接、间接地通过银幕传达出去，触动观众内心深处相同的情感。“拍电影是很真切的体验，里面有我许多挣扎，”李安曾说。许多看过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的观众表示，这些电影，帮助他们面对与家人间的复杂情绪，有爱与勇气进行对话与沟通。

也因为在高峰、低谷间来回摆荡过，李安看人性的挣扎，有着很大的同情。“我大概很合适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跟同情心有关。同情心不是可怜，是相同感情的意思。”他厌恶权威、厌恶用集体的、制式的、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简化、判断人性，“或者用一个很简化、符号性的东西去凝聚力量。有那种力量，我就要想办法把它打散，把它解构掉。”李安表示，解构之后，通过检讨、沟通，“彼此了解，就不会那么剑拔弩张。”

因此，李安的电影经常采取违反常规的角度：从南军的角度看南北战争的《与魔鬼共骑》、剖析“超级英雄”父子情结与心理创伤的《绿巨人浩克》、从恐惧角度塑造汉奸的《色·戒》、大侠也在伦理与欲望间挣扎的《卧虎藏龙》。

很难想象，这么一位处理复杂议题，直指人性深处的大导演，面对现实生活，却束手无策，“很容易被骗”。说起因人老实、脸皮薄，不会拒绝人，而有无数被骗的经验，李安笑着说自己是“不太有用的那么一个人”。

但一进入电影世界，李安却是千军万马指挥若定。他和在英国剑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的埃玛·汤普逊，合作英国文学片《理智与情感》，赢得她的尊敬；他导演安妮·普洛的《断背山》，让这位以深刻描写美国西部文化著称的作家极度推崇；他和武打片大师袁和平合作《卧虎藏龙》，拍出意韵深远的武侠片。

戏里戏外，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答案还是回到李安的本心——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电影上，电影之外，他不浪费心力，“人就会松散、不专心，注意力不集中。”李安解释说。

求真求准不妥协

电影世界里的李安，要求精准，不轻易妥协。是不是好男人已经不重要，而是要领着武林高手，精准地传达复杂深刻的人性。

他不但要求演员情感表达的细致深刻，就连最小的道具、布景都不放过。作家龙应台曾经为文赞叹过李安拍《色·戒》“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文章中提及，戏里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上面的号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还特别订做了一部真的电车。

这种求真、求准的精神，极度磨人。经常在挑战工作人员的极限，但也激出了惊人的成长与超越。

《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生动地描写他和人称“八爷”的袁和平，如何“相互刺激，天天就这样折腾”。李安要求动作设计时要“把角色个性融入动作”，“打斗中得有故事，不能干打”。李安的许多要求，常让袁和平做得碍手碍脚，长吁短叹，一些动作无法做到也很沮丧。但整个武术班底仍不断实验，拼命尝试，激发出很多新做法，终于拍出经典的竹林追打戏，达到李安要求的“打出一种‘意境”’。

不过，还是经常有用尽力气，还做不出来的情况。袁和平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电影是遗憾的艺术。”

何只电影，对李安而言，人生本来就有太多无可奈何的遗憾。“人尽力了，还委屈。人尽了力量，事情还不行”是最令李安感动的。因此，他电影里的很多主角，像李慕白(《卧虎藏龙》)和王佳芝(《色·戒》)，都很卖力。但因内在、外在的种种因素，事情做不成，但他们都尽力了，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

带着悲悯的眼光看这一幕幕，李安以爱作为最后的救赎。戏的末尾，玉娇龙拼了命为李慕白找解药、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流泪。“(爱的)本质可能是一团雾，摸不清楚。可是你的需求、当你感受到的时候，那是很人性的感觉，这个我是很肯定的，也一直是我不会放弃的。”李安说。

导戏，更导演人生

李安导演的不只是戏，而是人生。引领观众走进人性的细致幽微之处，李安具有一种独特的穿透力，可以进出东西文化、古今题材、性别角色、电影片型……

“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我们外省人到台湾，适应这里，然后到美国又适应美国……我游走过很多的地方，在中间发现很多东西，”因此，李安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身为历史交接的这一代，“我觉得我有责任，要留下一些东西，”李安说，“这是策动我做国产片一个蛮重要的动力。”

李安希望通过电影，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历史的影像，更希望通过电影探讨的议题，促进沟通。“人要做深层的沟通，才会感觉到爱，”李安强调，“电影应该是一个provocation(刺激)，不是一个statement(宣言)。真正好的电影，是一个刺激想象跟情感的东西，刺激大家讨论。”

李安说话，和他的电影一样，引人深思又有抚慰的力量。然而再精彩的戏，终有散场的时候。李安笑着说再见，招牌的酒窝更深了。其实，这不是酒窝，而是小时候被狗咬留下的伤疤。如果电影是遗憾的艺术，那现实人生应是面对遗憾的艺术。真诚的笑容，能让伤痕变酒窝；真诚地面对人性，就让遗憾还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