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它只是政府的出纳而已。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资金管理逐步市场化了，但是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利率市场化问题和资金供给制的状况都没有根本改变。在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货币这种商品的价格(即利率)还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完全由国家决定，不能随资金供求状况而变化。一方面，一些利润率很高的产业资金短缺，希望以更高的利率得到资金，但没有合法的渠道。另一方面，国家银行还实行资金供给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把资金注入无效或效益低的国有企业，使大量资金呆滞。自1992年以来，这两种情况就以非法的方式连通，出现了资金的“黑市”。专业银行本身也处于矛盾状况，一方面，资金供给制使银行承担了全部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考核它的利润指标。因此，专业银行把资金以高于法定利率拆借出去，或用资金支持银行自己办的经济实体，以获得利润。让资金进入“黑市”，也就成了银行摆脱这一困境的一条出路。这样一来，银行里掌握信贷权力的人，就成了四面八方的“公关”对象，其中有不少人受贿。资金越紧张，追求资金的不正当现象就越严重。而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大量资金非法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行业，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热。同时农产品收购资金和重点建设工程资金等却得不到保证。由于社会集资利率比在银行储蓄高，使银行储蓄滑坡。人们称这种现象为“金融混乱”，也有人称之为“金融腐败”。

当时，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90%以上的流动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投资靠银行，流动资金靠银行。生产靠贷款，还贷靠举债。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了。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达1万亿元以上，其中大约有6000亿到8000亿表现为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在国有企业，形成了赖账机制。什么叫“赖账机制”?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注资，你不注资，企业也不应当承担债务责任。第二个是企业负债越多，它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银行与国有企业形成了“注入——压死——再注入——再压死”的恶性循环。国家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这个手段就不起作用了。

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也好，公开市场业务也好，再贴现率也好，这“三大法宝”的运用，最终还是要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就要求企业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中国的国有企业失去了对利率的敏感。谁都知道，用控制贷款额度的办法来防止企业过度贷款，从而防止投资膨胀，这不是市场经济应当采用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还要采用呢?朱基副总理在一次报告中一语道破了个中苦衷：“我们的厂长从银行借钱时根本没想到要还的。利率对他们不起作用。控制贷款额度，是因为企业改革不到位，是不得已而为之。”

银行和企业的问题是互相缠绕的。只要一方面的改革不到位，就牵制着另一方面的改革不能到位。只要政府死死抱着国有企业不放手，商业银行就办不起来，中央银行就无法行使职能。

过去，财政通过透支的方式挤银行。1994年以后，不让财政向银行透支，而实际上却通过另外两个渠道挤银行。一是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渠道，二是通过地方政府这个渠道。国有企业，本应由财政注入资本，现在却由银行注入资本。本应流动性很强的银行资金却变成了长期性垫支——信贷资金财政化。地方政府也常常压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用来发工资；地方要上项目，地方财政没有钱，也压银行贷款。地方首先满足自己的资金需要，把非花钱不可的事情给中央留下资金的“硬缺口”，逼着银行发票子。过去说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到上世纪90年代，“布连裆裤”变成了“铁连裆裤”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迫使信贷财政化，加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央银行就不能行使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整个国有经济的风险几乎都集中到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的融资利率在20%以上，国家银行的利率也在10%，而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却只有6%-7%，产业界显然亏本经营，这个差额最后还是由银行承担。国有经济的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

到1996年底，全国居民金融资产近5亿元。老百姓期望这些金融资产能够保值和增值。如果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居民的金融资产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也保不住。金融风险涉及千家万户财产的安全。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居民金融资产增加，银行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增加，金融风险也在增加。

在中国，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存在。引起巴林银行破产的那种事件也发生过多起，没有一家银行破产。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长期拖下去，这些潜在危机会进一步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