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作者：杨文 裴小敏，出版：河南文艺出版社

有一次，陈永贵提着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市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店里坐了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拣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可我了解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实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逸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