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关于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地点是中南海。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的李琼回顾了她了解的情况。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听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回来以后很快就向我们作了传达。”李琼清楚记得，邓小平这样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李琼回忆道，邓小平当时说，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李琼印象特别深的是邓小平关于留学生管理的指示：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

“当时我们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待。”她说，“小平同志认为，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作出指示后，教育部不到20天就拿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对出国留学的各种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划。

打通出国留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中美两国就留学问题展开谈判。谈判之初，双方意见差距较大。当时参加谈判的外交部档案馆前馆长廉正保说：“一个问题是留学生的人数。我们提出，1978年至1979年派遣500人。美国人觉得太多了，他们说，美国首次向中国派留学生只能派几十人。我们把中国的人口、经济社会形势等的国情向他们作了耐心解释。”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美国方面也很保守。我们想学的是理工科，而美国提出了很多限制，特别是一些高精尖的学科不想对我们开放。他们只希望我们去学语言，这当然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快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要求不符。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谈了很多次。

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各种具体问题怎样处理?情况错综复杂。廉正保说，“美国方面的一大担心是，中国留学生会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出了问题怎么处置?从这种疑虑可以看出，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还很深。”

最后，经过反复争取，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其中明确了“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还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