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为庆祝翌年的建国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决定大规模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等重大建筑工程(俗称“十大建筑”)。天安门广场大小的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争论。参与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苏联专家力主采取一个比较小的方案，他们的依据是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广场可以大一点，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1956年彭真曾这样指示：“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当然是不是要到正阳门倒也不一定。不要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那么做……(广场大一点)是实际需要。”他反对“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

对长安街的长宽问题。苏联专家认为，道路没有必要造那么宽。中国建筑家梁思成认为城市规划贵在能尊重传统，讲求新旧建筑物的和谐及城市整体发展的统一。梁希望把长安街发展成为不是太宽的“林荫大道”。大部分中国专家并不同意苏联专家和梁思成的主张，其中以市委书记、规委会主任郑天翔和工程师陈干为甚。他们认为最好把主要干道筑得宽一点，也容许日后有发展的空间。另外，当时还有一种迫切的战略考虑就是防范“帝国主义”的袭击，北京的主要道路要筑得宽一点，假如首都受袭，宽的道路便可让中小型飞机升降。最后决定把所有的架空电线入地，用张的话说：是“解放上部天空”。

这种街道要“大”和“宽”的看法，最后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彭真接着说：“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至，不是我们想不想要这么多的问题。”有关道路宽窄的问题，他认为伦敦、东京、巴黎和纽约已经出现交通拥挤的情况，而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后彭真下了一个结论：“道路不能太窄。”

事实上档案资料显示，为了配合游行及其他大型的政治活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大扩宽东西长安街，明显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政治大舞台来考虑。

根据郑天翔的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彭真同志亲自指点确定下来的。按毛主席指点规划的天安门广场，东西宽五百米，天安门到正阳门，长八百六十米，面积四十公顷。”

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用一位建筑师的话来形容，“如用天安门广场的标准来衡量，红场只能算是一段稍稍加宽了的干道。

1958年底，工程全面启动。

在中共中央的宣传文件中，天安门广场不单是一个政治广场，也是人民广场，新华社说扩建工程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人民广场是代表人民的，所以后来在全国各地修建人民广场便成了政府重要的建筑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