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三教高三

于光远本名郁钟正，生于上海一个普通职员家庭。7岁那年，于光远便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小说看完了，他就看弹词、曲子，有些曲子太雅读不懂，他就只看说白，也读得兴趣盎然。文学作品读完，他就开始看《天演论》《饮冰室文集》等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懂了，然而他却读得津津有味。1927年，年仅12岁的他已成为北京西单头发胡同图书馆的常客。

那时，全家的生活要靠父亲的薪金来维持，如果父亲有薪金收入还能勉强维持，可是他的父亲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一次的长期失业。因此于光远当时家里的经济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1932年的一个学期，一家中学找他父亲做代课教员。他的父亲看了看教材，知道教不了，可是又舍不得丢掉这个挣钱的机会，就先答应下来，然后称病，让还在读高中的于光远去替他做代课教员。“高三学生教高三学生，但我把几个月的课全部担当下来。这件事既让他高兴，他认为我有本事；但也让他泄气，他认为他自己不行了。那段时间，他靠幻想在寻求安慰。家里的经济非常困难，我在私立大同附中上学，半年要交60块钱学费，也是家里一大负担。我就去找职业半工半读，贴补家用。”于光远1932年进大学以后，开始把每月的收入贴补一部分家用，后来他的收入竟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弃学投身革命

经过严格的考试，于光远被破例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读书，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成了同班同学。

于光远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深受周培源教授的器重。他开始搞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周培源给予指导。1935年，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并随同带去了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在后来会成为一名颇有造诣的物理学家。

1936年，法国巴黎约里奥·居里实验室招收研究生，周培源教授推荐于光远与钱三强报考。然而，已投身革命的于光远，却过早地结束了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梦，放弃了这一出国深造的好机会。

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在送别远行的同窗好友钱三强赴巴黎的前夜，他十分真诚地与钱三强约定：“你出国留学深造，我留在国内搞革命。一旦革命成功，你我一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国家。”日后，这一对好友谁也没有食言。于光远一毕业便立即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后又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同学钱三强回国后则成了我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被世人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8年春天，于光远只身穿越几道封锁线，来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于光远。40年代初期，于光远以其渊博的知识，精益求精的社会学研究和过目成诵的记忆力被毛主席任命为延安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1956年，在他领导制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他仍把建设图书馆当作一件大事提出来，甚至掏出自己的1.5万元积蓄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资料复印社。

十年浩劫的结束，预示于光远第二次生命的到来。他废寝忘食著书立说，用以追补“文革”中被荒废的时光。

胸前三副眼镜

现在，虽已耄耋之年，于光远脖子上却常挂着三副眼镜，一是远视的，一是近视的，一是专门看网络用的。他在2000年“换笔”用上了电脑，2001年86岁生日那天，于光远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开通了“于光远网站”。在他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关于开通第一件电子商务项目的通知，他要尝试着把《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一书作为商品在网上出售。

案上数千笔头

在于光远的家里，有一种特殊的“收藏品”，那是他20多年来用过的数千支废笔头，摊开来，满满一桌子，五色斑斓，很是壮观。老伴孟昭英讲述了关于“笔头”的故事——于光远从70年代末开始，写作全用铅笔，因此每次上万字的著作都要留下几支笔头成为纪念；而他又颇具耐心地收藏这些残余的笔头，日积月累，随着于光远1300多万字、摞在一起一人高的著作的完成，数千支笔头积成一筐。为文的人，离不开笔，于光远尤其爱用铅笔。于光远用笔很仔细，铅笔短得握不住了，还要套上金属套继续用；连金属套也套不住了才换新的。起初是不经意间，觉得许多铅笔头在一起，很好看，也很好玩。及至有意收藏，便有了规模，捆扎整齐的，似古时的军阵，严谨而威猛；随意堆放的，如繁茂的枝蔓，零乱而从容。这一捆捆只有一寸长短的废笔头和他那已变畸形的右食指，以及他那等身的著述，都是他一生勤奋的见证。他每年有大量的社会活动，不管日程多么紧张，身体多么疲倦，都丝毫不会影响他握笔疾书。一次，在动过大手术后的第一天，他向对他“特护”的护士口述了一篇短文。以后，一发不可收。《病中记趣》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以及相关的回忆文章，一篇又一篇的散文、随笔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难怪他的废笔头积攒得如此之多。

一位文学大师称于光远“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于光远则说，别人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批驳他的主张，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勤奋——这有这些铅笔头作证。

晚年得个绰号

晚年于光远得了一个绰号——“大玩学家”。原来这是因为他不仅有一大套“玩”的理论，还大讲，人之初，性本玩，要活到老，玩到老。他笑称自己，寿自“玩”中来。

于光远曾为朋友题词：“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有人听说后送于光远一个“大玩家”的绰号，于光远谦称“大玩家”受之有愧，于是加了一个“学”字，自称“大玩学家”。于光远赞同积极有益的娱乐和休闲，支持健康的、有情趣的、有文化品位的玩，反对那些病态的、庸俗的“玩命”、“玩花活”、“玩阴谋”。他认为，社会向前发展，人们追求新、知、乐、美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了旅游业和休闲业。休闲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而且越来越发展。一次在西安，于光远在饭桌上与主人谈到兵马俑、古城墙、大雁塔等旅游资源的发展前景，建议当地政府认真研究如何搞得更好，吸引内外游客在西安多停留几天。于光远最后说：“过去讲活到老，学到老，现在还要加一个玩到老。”说完哈哈大笑。

小时候的于光远爱玩。打袖箭、掷飞镖、武当剑、少林拳、猴拳都练过一阵子，太极拳因为打架时很难用上，便不想练。踢毽子、郊游、钓鱼一类的活动也玩过。不过，于光远玩的兴趣主要在智力游戏上，特别是打牌，什么麻将、挖花、牌九、扑克等，一看即会。有些玩法现在几乎失传了，但于光远仍然会玩，并有兴趣传授给同样有兴趣的人。

“孩子到世上后离不开两个亲密朋友：妈妈和玩具。如果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的话，那么玩具是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玩是贯穿人的一生不可缺的要素之一，因此，我提倡玩。”于老不时地为“玩”下定义，并给它正名，还引经据典地从马克思关于消费的地位和作用入手，纵论玩是一种消费能力及其必要性。他感慨道，我们太需要玩学了，中国应有设立玩学系的大学，培养研究玩学的博士生，建立玩学图书馆。“我愿身体力行，从观察小外孙女入手，准备撰写玩具教学大纲。”令他欣慰的是，他的玩学主张得到了一批文化人的响应，经过酝酿成立了一个“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自己还被聘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