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聊斋,道聊斋,聊斋的故事流传三百余年至今不衰。然而,当年蒲松龄的手稿四函八部,现在只幸存两函四部。为了这半部聊斋,普通县干部刘伯涛演出了一幕动人的传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发现并追回了已经散失的《聊斋志异》原稿,并无私地交给国家。
最初的发现
1947年冬的一天,时任西丰县人民政府政务秘书的刘伯涛到更刻区元宝沟村检查工作,在农会旧书堆中发现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只见毛笔字工整秀丽,并多处勾画删改,有的还加了眉批……他越看越觉得非同一般。
刘伯涛细心研究,发现两本书用的都是早年竹制纸,很可能是蒲松龄留下的缮写本。
然而,早已过世的蒲松龄是山东人,《聊斋志异》怎么会到了东北山区小县西丰呢?为解开疑团,1948年,已担任西丰县县长的刘伯涛开始了查证工作。
他认为,如果原稿落到西丰县,《西丰县志》会记载。翻开县志,果见如下字句:“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山东淄川人。幼业儒未成而入伍,光绪甲午年来奉……家藏有当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家藏原稿四部”,可能就是《聊斋志异》。
刘伯涛请来八位老教师开座谈会。从中得知,住在本县,曾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聊斋志异》原著者的九世传人。有一年,蒲文珊曾将珍藏的《聊斋志异》原稿一页放在小玻璃箱里给大家看。
按此线索,刘伯涛找到了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聊斋志异》影印本。他将手中的两部《聊斋志异》与影印本仔细核对,发现不仅笔迹完全一致,而且书内所选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两部《聊斋志异》。
蒲文珊:蒲松龄第九代传人
1948年6月,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开门见山地问:“你家有《聊斋志异》原稿吗?”
蒲文珊一怔:“有,两函四部,是先祖蒲松龄写的,但在土改中失落了。”
刘伯涛问:“怎么传到西丰县的呢?”
蒲文珊说:“是我的祖父蒲价人到东北谋生时,从山东家庙带出来的,后传给家父蒲英灏。家父病逝前又亲手传给我。”
蒲文珊说的与县志所载一致,那么另外两部呢?
当天下午,刘伯涛直奔元宝沟村,将上次那四五麻袋旧书搬到院内翻查。可连翻三遍也不见那两部原稿。正着急间,一位老农上前问:“你们找啥呀?”刘伯涛随口说:“《聊斋志异》。”老农叨咕着,“聊斋,聊斋……”突然手一拍,“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工作队姓王的女同志,晚上总在灯下看书,说是《聊斋》。”
刘伯涛喜出望外地问:“几本书?什么样?”
老农手比划着说:“两本,这么大,蓝色旧布皮,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到哈尔滨时带走了。”
当时烽火连天,该同志能否平安到达哈尔滨?她在什么单位工作?一概不知。看来只能请求党组织帮助。于是刘伯涛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聊斋志异》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原稿保存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现落在西丰县。土改时发现两函四部,被工作队王慎之同志带到哈尔滨一函两部。因不知王慎之在哈尔滨的工作单位,无法索要。请求组织协助找到王慎之,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这只是《聊斋志异》的半部
信发出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部从哈尔滨还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原来两部拿来对照:大小一样,布皮一样,字迹一样……但他发现有的文章笔迹出自另一人之手。这是为什么呢?
刘伯涛又找来蒲文珊,给他看四部手稿。蒲文珊惊喜地叫道:“这正是我保存了20多年的原稿啊!”刘伯涛找出一些字体不一致的文章问蒲文珊原因,蒲文珊答:“先祖做过交代,这是蒲松龄的学生代抄的。”然后感激地说:“实不相瞒,《聊斋志异》原稿不是两函四部,是四函八部!”“那两函四部呢?”
“光绪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执意借阅手稿,家父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交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其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来八国联军进京,依氏下落不明,半部原稿失落……”
刘伯涛决定将仅存的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国家。他征求蒲文珊的意见。蒲文珊说:“我为珍藏先祖遗墨历尽艰险,如今失而复得,我愿交给人民政府保管。”
遗失的《聊斋行乐图》
1951年春,刘伯涛把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稿本两函四部是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除30篇系他人代抄外,均为蒲松龄真迹,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立即批示将《聊斋志异》交东北图书馆妥为收藏,并奖励原稿捐献者。
1951年5月20日,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的500万元(东北币)奖金。他当即如数将奖金转给了蒲文珊。蒲文珊无比激动,第二天又送来了蒲松龄亲笔所著,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说:“把它也交给国家吧。”
刘伯涛动情地说:“人民感谢你!”蒲文珊嘴唇颤抖着对已担任县委书记的刘伯涛说:“刘书记,我要把知道的都告诉你。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还携来了蒲松龄按《聊斋志异》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上有蒲松龄画像及清代名儒赞合诗。在我和弟弟分家时,《聊斋行乐图》被弟弟带走了。”
“你弟弟在哪儿住?”
“分家时他搬到咱县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迁了,从此沓无音信。”
刘伯涛把《草虫篇》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后,又开始寻找《聊斋行乐图》。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开座谈会、走访老住户,均无结果。
1952年秋,刘伯涛调离西丰县,查找《聊斋行乐图》之事随之搁浅……
如今,刘伯涛提起下落不明的《聊斋志异》半部原稿及《聊斋行乐图》时,仍感慨万千:“这是件牵动炎黄子孙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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