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杂志复刊30周年。1978年9月11日正式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公开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一度被下令停印停发，引起一场颇为轰动的风波。经过编辑部同仁的据理力争，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特别宽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刊物说话，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回忆此事，对加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颇有教益的。

复刊突然停发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继承了传统风格，又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青年面前。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宣传画，封二是《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两幅照片。打开扉页，是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接着是叶剑英副主席和聂荣臻副委员长为《中国青年》这次复刊题词。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己全部印完。按惯例，我们先将复刊样本赠送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各位成员。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购买和传阅。

正当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欢愉中，情况突变!9月10日下午4时50分，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韩英立即打电话将杂志社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叫去，心神不安地说，刚才接到汪副主席的电话，批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有严重问题。主要是四条:

一、复刊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韩英传达的这四条，含有党中央副主席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事态自然非常严重。关志豪和王江云问，汪副主席说韩志雄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韩英说汪副主席没有说。他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他要编辑部立即通知北京和外地各印点停印停发，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30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现在这四条即使再严重，也不至于必须停印停发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竟如此决定，我们不能苟同!各编辑部门重新认真地审查了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和整个策划、组稿、采访、编辑等全过程，一致认为，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是合乎实际、合乎民心、合乎时代潮流和青年心声的，我们没有错!在组织上我们可以服从，暂时停发。但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允许党员越级申诉，于是我们连夜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早在7月22日，我们编辑部分别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其后多次催请无结果，眼看出版日期己到，华主席又出访阿尔巴尼亚，无法再等。我们如期收到叶帅和聂帅题词，按时付印了。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单位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志雄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他学习。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

第四，关于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在我们付印时，新华社尚未公开发表毛主席三首诗词。我们是用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日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华国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汪东兴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无可奈何，编辑部再次申诉说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编辑部将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

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与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较多联系，于是用各种方式向叶帅、邓颖超大姐、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为了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我们没有为这事找耀邦同志申诉。

《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被下令停印停发，成为“特大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引起首都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圆满结局

9月14日当天下午5点，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我们，汪东兴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

晚上8时15分，汪东兴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大厅里依次坐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等杂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对面；旁边是两位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专作记录。整个大厅内的空气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压力不能说不大。

汪东兴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他很严肃地说:“我声明，我没审查。你没送中央，我不负这个责任!”他语气很硬，大厅内气氛顿时严肃紧张起来。关志豪和王江云立即作了解释和说明:按照送审程序和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清样出来，我们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后才签字付印发行的。如果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有问题或无把握，应由他们向您请示。

汪东兴接着批评说:“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诗词和像，还应该有华主席的照片和题词，你们都没有!”关志豪和王江云又解释说明:我们刊物付印时，毛主席诗词三首还没有发表。我们采用1948年毛主席亲笔题词的手迹更亲切。早在7月22日，编辑部就分别给华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信，恳请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求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后来催请多次，通知我们说华主席出访，来不及了……

汪东兴转而指着刊物说:“你们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嘛。”关志豪和王江云沉着解释，这篇文章不是影射毛主席的，恰恰是宣传毛主席“破除迷信”的一贯思想，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毛主席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的话“不要迷信”。

汪东兴继续翻着刊物，提出了对报导韩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诗抄》的批评意见。关志豪、王江云都表示“承担责任”。宋文郁也站出来表示承担责任，并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两组文章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能发这样的文章。《青年革命诗抄》内容都是反对‘四人帮’的；韩志雄是英勇反对‘四人帮’的先进青年。反对‘四人帮’这有什么错?!这两组文章从标题到内文，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具体描述，也没有写‘天安门事件’的字样，题头画并没有描绘‘天安门事件’工人民兵与群众冲突的场面。青年们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献花没有什么不对。”

这段解释是严重顶撞，汪东兴着实非常生气，他说:“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汪东兴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批评归批评，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大家听得出汪东兴的话有些松动和宽容，不管口气多严厉，只要允许刊物出版发行，就谢天谢地了。于是，关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汪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

汪东兴无奈地说:“就这样吧，这期刊物要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诗词，我催请华主席为你们复刊题词。具体落实，由团中央同志去安排后报告我。”最后，他宣布:“今天开会的内容就到这间屋子为止，不准外传。”说着，他起身散会。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l点半。

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即它意味着本期《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和评价，以及刊登《天安门革命诗抄》和编者按语，都已得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完全认同和批准发行，等于是在“两个凡是”和“天安门事件”两大“禁区”的堤坝上，掘开了个大口子，历史潮流从这个大口子汹涌澎湃而出，再也阻挡不住。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发扬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的消息，专门报道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