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人报》2012-05-25第A6版，作者：梁向阳，原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各种声音激烈交锋

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其他的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一九四O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座谈会上，与会者争论得异常激烈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

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五月二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五月二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还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

现有的史料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各种声音争论得异常激烈。胡乔木回忆，五月二日的座谈会上，萧军当时是第一个讲话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对于胡乔木的反驳，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后，专门让到他那里去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接下来是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

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萧军说你们共产党人的整风是“露淫狂”。而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很高兴，打趣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争论下去自然不是办法，总要有个结论。这个结论自然是由毛泽东来做。为此，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他还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五月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了下午，朱德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

朱德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与会者合影留念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如图)。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讲话提纲，侃侃而谈。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

“鲁艺人”引领了延安文艺新风

毛泽东对“鲁艺人”寄予厚望，“鲁艺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一九四三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秧歌”一词也成为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代名词。(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