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希望农民扎根农村，但严酷的事实却让部分农民脚踏田里，眼望城里，形成一股进城风潮。

1953年前后，江苏农民对城市里的上班族怀着无限美好的想象，“农民要出民工、要缴公粮、要参军，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早苦到晚，生老病死没有管，住茅棚，吃杂粮，穿破衣；而你们工人呢，既不出民工、不缴公粮、不参军，又有劳动保险，有休养，星期天放假，住洋房，吃四菜一汤，穿西装，有文化宫、电影院、跳舞厅。”在他们眼里，城市拥有荣华富贵，拥有闲情逸致，而农村则贫穷、闭塞，进城是许多农民的梦想。

脚踏田里，眼望城里

1957年前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满足不了青少年继续升学的要求，国家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这无疑切断了农村青少年通过考中专和大学进入城市的途径，他们倍感沮丧：“高小毕业生，白搭六年功，有心去跳河，可惜太年轻，有心去上吊，对不起毛泽东，有心上城市，又怕白旅行。”

为了达到脱离农村到城市去的目的，农村青年想尽种种办法，尝试一切可能的渠道：有的为抓住可能的招工机会而努力学文化；有的女性想嫁给工人、嫁给干部；有的到处托人情找“关系”。

5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比较大胆的农民，利用农暇时节结伴到城里找工作。他们小心翼翼，然而却异常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1955年初春从江苏高邮、宝应等地农民8385人流入上海市；1956年冬，湖南湘潭县青年农民纷纷流向城市、工矿，有20多农户的长家社第一队接近年关时只有4个劳力在家。就全国而言，1956年10月到1957年4月间外流农民约有57万多人。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农民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现象更加普遍而严重，此时的城市和厂矿在大跃进中广招人马，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里人悠闲的生活，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农民涌入。这不仅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和治安负担。为此，政府部门下发了一系列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法规、通知、指示等，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1958年以后政府强化了户口管理，并把日常供应与户口制度紧密挂钩，才最终禁绝了农民通过非制度安排的渠道进入城市的生存机会。

城乡差别

195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虽然都不是很高，但城乡差别依然存在。限于国力，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不是很高，但却极有保障。农民劳动强度大，生活却毫无保障，碰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连能否维系生命也只能听天由命。

1950年代前半期，重庆、南京、武汉等地，就曾经组织工人访问农村，使工人们亲眼看到农民终年劳动、生活却毫无保障的生活实况，从而通过工农对比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满足感。

衣食无忧的干部如此表述自己对城乡差别的看法：“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之间的矛盾。……农民生活太苦，农民生活与工人生活的悬殊太大”；“农民一年劳动到头，还穿不上棉衣，半年看不上一次电影，工人有俱乐部，有其他福利事业，但农民则没有。”

多数农民真切地看到的是“工厂捧的是铁饭碗，农村捧的是泥饭碗”。

人人喊饿

江苏太仓县的一个农村干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1953年该县农民的生活：非春荒时期，北郊镇“有少数农民，因断炊后无法生活而哭泣，亦有一部分农民因即将断炊，而在整日唉声叹气”，吃一顿没一顿的也不少见。北郊镇还不是生活太苦的乡，低田地区的情况更加凄惨。太仓县无论在江苏还是在全国，都算不上困难地区，其农民生活状况尚且如此，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可见一斑。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村留粮标准订得很低，农民吃粮紧张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

1957年开始的大跃进在农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各地不断地要求农民白天马不停蹄，晚上加班加点，口粮标准却不见提高。长期朝不保夕的生活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对改善生活失去了信心。1958年公共食堂 “放开肚皮吃”一阵风似地刮过之后，伴随着持续的大跃进，农民的口粮标准已经低到只能维系生命的地步。1959年春，山东曹县县委规定发给农民每人每天半斤口粮，但经过各乡留“机动粮”、各队扣除 “夜餐粮”、给做重活的多配一点之后，老人、小孩和半劳力每人每天就只有三两粮食了。

难圆的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基层政府主要依据家庭成份的好坏选拔农村干部，不考虑文化水平和对政策的理解与把握能力。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来的农村干部大多在动员群众方面手段简单，态度急躁粗暴，强迫命令不断。1950年代初，西南大竹专区的农民这样说：“干部只晓得三万一(合作社股金)、二千五(中苏友好会费)，再加一个丰产互助组。”也就是说，地方干部只一味地给农民硬摊任务，至于工作方法根本谈不上。更何况，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随便给“不听话”的农民乱扣政治帽子。比如，有的地方抗旱时讲 “不抗旱就是不爱国”；统购棉花和肥猪时，向农民强调“谁家藏棉花是经济犯，不卖棉花以私藏军火论处”，“不卖猪就是不抗美援朝，政治上必有问题”；爱国卫生运动中提出 “不卫生是美国的帮凶”，“不杀狗是和美国细菌战犯通气”，“不锁狗就锁人”等。

明显的城乡差别、长期的温饱没有保障，以及在生产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因素，使农民产生强烈的离开农村的欲望和行动。他们普遍地把能脱离农村看作是有能耐，办法多：“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汉，留下的都是稀松懒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