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由上海县人姚廷遴写的日记体《历年记》。姚氏生于崇祯元年(1628年)，到41岁那年，有感于“世事之更易，人情之冷暖，涉历之风波”，动了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他从出生之年追溯起，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搁笔，按年叙事，有事则记，愈后愈详，前后连贯70年，正当由明清易代到“康乾盛世”发端，一个史家给予特别关注的时期。姚氏早年痛失亲祖、生父，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一度不知穷愁。但读书顽劣，没有拿过功名，而后家道中落，涉足吏胥，务过农，教过书，备尝兵火灾荒之苦，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原稿本整理者称，由于姚氏识见有限，文辞叙述殊觉冗杂，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少有流传【姚廷遴：《历年记》(稿本)，原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整理，1962年以“上海文献丛编”名义印行，数量较少。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清代日记汇抄》，为今之通行本，1982年4月第1版】。但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屡屡叹穷叫苦，历年实录所及，既有政治风波、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报道，也有油盐柴米贵贱、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平常得像家人聊天，实话实说，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

　明末上海“人吃人”惨象

姚氏亲历见闻常常透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例如，郭沫若曾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了一些材料，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人吃人”的惨象，叙述颇骇人听闻。可谁都不会想到，在号称“富庶之区”的江南，上海县境内，也有同类悲剧在同时异地重演，南北对应，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崇祯十四年)，三月至九月无雨，江南大旱，草木皆枯死。其地向来无蝗，该年飞则蔽天，止则盈野，所到之处无物不光。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姚氏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将榆树皮做饼食，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四周乡民所在皆然。饥饿者沿路乞讨，走不多步即仆地而死。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算。他夜深归家，从(上海县衙门前)馆驿桥经过，死尸横卧于道，或脚踢着，或身上走过，知已肢体僵硬。更有甚者，桥头巷口，遗孩满路，时常有被人抱走者。后来在火神庙发现，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冻结盛之，肉内有指头残存。荷花池附近，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西关外一老妪，常抱小儿回去，亦杀而净洗焉。南门外夫妇两人亦常抱去，邻人疑之，闻其家有香味，怪而问之，则遭詈骂，强而视之，烹小儿在锅也。姚廷遴哀痛地写道：“其惨又如此。”“人吃人”的三男两妇，都经当地民众扭送至县府，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姚氏继而记道：“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活活烧死，抢劫者立时枷死，幸而不致大乱。”

与姚氏同地、同时的叶梦珠，所著笔记体的《阅世编》名气很响，为明清江南研究习用之书，这样惨酷的情景却隐匿得无影无踪，旁证了“无名文人”(整理者用语)有时确实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一《灾祥》也谈到了崇祯十四年大旱后的上海灾情，有婴儿遗弃、妇女流离、饥民转死沟壑等语，但说“山左”易子而食，尤甚吾乡，故山陕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