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按它的阶级本质来说是农民的国家，其使命首先是为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的农民和贫苦的阶层谋利益，镇压敌对阶级的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宗法关系已趋向松弛化，历史条件已起变化，另有其特殊的内容。它不但把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平等、平均的农民民主，大大地向前推进，发展到农民起义的顶峰，而且，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属性，开始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然而素朴的宗法制君主主义，对君主政体的观念，还存在于当时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起义建国，一面极力要求贯彻他们所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一面又不可能不沿袭了他们阶级敌人那一种旧体制，这样，在他们国家组织中就出现了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带上特殊内容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它的政权建设上，产生了军师负责制，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总理国务，君主临朝不理政，不能随他的意志去处理国家大事的政体，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政体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包涵有丰富的农民民主性质的内容，从下而几方面考察，可以具体地看出来。

　　首先从议政制度看。太平天国议政有三项原则：第一、民主，所有政务，「皆由下拟定」〔一〕。这就使下级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拟议，发挥民主作用，而避免上级官僚主义，也就避免专制独裁。第二、集中，下级必须层层转达，不得越级白事，到了侯、相这一极，经过他们「商议停妥」，再由他们向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禀报，最后，由杨秀清审核，韦昌辉、石达开参议，作出了决定。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正军师〔二〕。第三、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所有政务，都由正军师杨秀清决定。然后由杨秀清率领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取旨。凡「议定奏上」，天王「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安」，「从无驳者」，就是从来没有否决过。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与政事无关的请安、贺喜、谢恩得向天王上本章，就是这些，也必须杨秀清盖印，经肠愣隋审查过，否则天王不阅。君权限制到了这种地步〔一〕。这一种议政制度，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

　　从选任人才来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全国每年选举一次。从最低一级两司马芝辖的二十五家选举起，经过上一级层层考核二直到军师，然后启奏天王任用。凡「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行，这个每年一举的制度也未能实行。但所行的乡官制度，却正是这种制度。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分兵克复各地，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乡官治理。几乡官，「乡里公举」，「为众姓所共推」，施行民主选举，深得人心〔二〕。江西、安庆人民之所以热列拥护太平天国在于此，太平天同政权是首创。太平天国这一大改革，的确改变了封建体制，实现了农民民主。太平天国前期保举官员也同样是采取民主的措施。凡保举官员，由丞相、检点、指挥等各级保举所属，列名具禀，呈于韦昌辉、石达开，转申于正军师杨秀清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天王以取旨，榜示朝堂，使众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其有战功，也由本管官保奏。这正与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相同，也具有民主性质，所以人才辈出，深得人心〔一〕。太平天国这种民主保举，李秀成自述原稿曾记石达开出走后，国中无人，朝臣把他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选举出来助国。不仅陈玉成、李秀成这班人物是「经朝臣查选」，「朝中议举」，就是总理全国政务的石达开，也是「合朝同举」的〔二〕。众人不但举石达开执政，还因「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三〕，连王号也由群众封给了！从这种种情况，特别是后两件大事来看，可知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究竟达到何种境地。

　　又从太平天国的臣民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来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前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乘着这年秋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愿帮助打倒清朝的谈判。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载，天王是经过与朝臣会议，然后召见他们予以拒绝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粉碎英国侵略者平分中国的阴谋，是一件特大的事，而决定在於朝臣会议。这可见太平天国的臣民是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民主权力的。英国侵略者由於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所以他们在秘密谈判被太平天国断然拒绝双方决裂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伯命令停泊天京的狐狸号舰长宾汉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答覆宾汉照会，逐项驳斥，全部拒绝，其中有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一〕。太平天国的军民有不准违反国家利益的条约继续施行的权力，也可见他们具有对国家大事决定的民主权力。

　　再从太平天国臣民有一定反抗权力来看。天京事变后，全朝同举石达开执政，众心欢悦。天王洪秀全却不欢悦，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任两人来挟制石达开，人心已经是不服了。到石达开被迫出走，人心愤激，洪秀全竟不得不撤了两兄的王爵，并顺从群众的推戴，镌刻义王印，派专使去安庆送给石达开〔一〕。其后癸开十三年夏，雨花台要塞失守，天京危急，洪秀全受了臣民的压力，又不得不封李秀成为军师，并宣称「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以缓和臣民的激愤〔二〕。太平天国 就是到了洪秀全已厉行君主专制的时侯，巨民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力，迫使洪秀全不能不向臣民让步，控制了洪秀全的专制独裁的。

　　还可以从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来看。太平天国设有登闻鼓，从天朝宫殿和东王府以至各地首长衙门都设置大鼓，凡有冤抑不伸的人都可前来击鼓，要求审断曲直，平反冤狱。这种登闻鼓制度，不仅行使於法制方面，保护人民的利益，使民气得伸，就是对国家大事也同样可以击鼓上闻。戊午八年夏，天京被围急，李秀成请求出京调兵解救，天王不准。过了几天，李秀成见势急，就到天朝宫殿击鼓，请求天王登殿重议。李秀成击鼓，侍臣鸣钟之后，天王登殿传奏。结果，李秀成取得旨准，出兵调兵，解救了天京〔一〕。李秀成就是行使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可见这种制度也是具有农民民主的性质的。

　　从以上种种方面考察，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确实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说它是初步实现了我国农民阶级所世世代代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产生於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因而具有它的特殊性质。太平天国君主临朝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处理国务，这是农民民主的一面。太平天国宣布洪秀全是奉天命下凡救世，大讲「君道」和「臣道」〔二〕，承认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三〕，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太平天国的君与臣，依然是同封建君主制一样严划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封建社会，自东汉以后，「万岁」为君主至尊的专称〔四〕。太平天国定制，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杨秀清为臣〔一〕，逼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所以李秀成论为「君臣不别，东欲专尊」〔二〕。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民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断不可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洪秀全之所以得有权力以篡位大逆下诏诛杨秀清，而诛杨秀清后，万众无声，这都由於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所决定。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洪秀全不可能认为「朕即国家」，不可能随他的意志处理国事。这是与君主专制最不同的所在。但天王洪秀全却能够把「君位」作为私有，有谁要夺取时，他就得有绝对的权力而诛之。这又保留了君主制君权天授的权能，使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也不同於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者形式上是很相像的，而实质却是不同的。西方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产物，其君主是封建阶级的象徵，首相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象徵性，表示封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也象徵着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妥协。太平天国的军帅负责制，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创制。它的主（天王）和军帅是相辅相成的制度，他们都是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为国家元首，一个总理国务，只是革命内部的分工，而不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

　　总之，太平天国的军帅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帅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涵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它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我国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而是具有它的独特的性质。这种政体，是和太平天国的国体，即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