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没有天京事变,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者也不敢触犯它。中外反革命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那是经过天京事变走下坡路之後的事。
在革命的扫荡中,清朝常备军绿营已经腐朽不可用,八旗更不消说了。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大学士、驻防将军、各省总督、巡抚等,都不能成为反农民革命的团结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在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於湖南湘乡县荷塘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0年)散馆,授职检讨。他要封当时封建统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从散馆後第二年起,就以朱子全书做日课,向朱熹学习。他继承孔子提出的「礼」,要「兴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一]。他尽力叫嚣董仲舒宣传的「三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二]。他是从孔子、董仲舒、朱熹一脉相传下来的门徒,汇集了他的先师们的反革命技俩,成为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所以道光帝旻宁看中了他,从翰要院散馆,不过九年,就七迁升到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一身而兼中央六部的几个要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因母死在家乡守制,接到清廷任命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的命令。他覆奏清廷说,办团练要捐集练费,是一件滋扰的事,而绿营见敌就溃逃,现在急务,只有改弦更张,另建新军。於是他就在湖南编练了一支反革命军队,叫做湘军。
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组织他的军队。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饷由营官发给。营官在营一天,这一营就存在一天,营官战死或不干了,这一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营官,整个湘军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又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串到营制里去[一]。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二]。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於首要[三]。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四]。把礼教放在法、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兵士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新武力,而追溯中国近代军伐的形成,便是从这个反革命军队起源的。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带领湘军水陆师自衡阳出发,他散发一篇反革命檄文,首先捏造什么「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接着,狂叫由於革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还叫嚣会么「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对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一]。他惊呼嚎叫会么「名教之奇变」来唤起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地方观念和神佛信仰欺骗长江流域群众和落後农民,鼓动他们起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三月,兴太平军在湘潭发生遭遇战,打败太平军,六月,攻占岳州,九月,攻占武昌、汉阳,从此兴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展开激烈的战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担负起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但当时清朝皇帝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是有矛盾的。当曾国藩攻陷武昌的奏报到北京,咸丰帝奕詝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汉军机祁■藻献媚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奕詝被他提醒,默然变色,从此坚守惯例,不敢重用曾国藩[二],专指望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皇朝。到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0年)四月,江北大营早已经屡次被打垮,这时候,江南大营又全部被粉碎,奕詝不得已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授以重任。到奕詝死後,那拉氏(西太后)执政,更进一步重用曾国藩,任命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即制。於是在太平天国政权所在地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以及双方争夺的地区江西,曾国藩负起了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全部责任,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又命令门生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仿照湘军营制编成另一枝反革命军队,叫做淮军。淮军编成後,曾国藩派去救上海,实行和资本主义外国军队的直接合作。
清朝政府通过湘军、淮军而团结了中小地主的势力,并通过他们建立了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密切合作。
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後,当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反对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是一个比它们「一向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它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但是,它们看到了太平天国蓬蓬勃勃的革命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当时对清政府的勾结又还没有成熟,因此,便一面宣布虚伪的「中立」,一面暗中把成千成万门的洋铁炮,源源接济清政府,装备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对抗太平天国。
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外国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国胜利的天京事变不幸爆发了,太平天国开始走向下坡路。於是英、法两国就向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占广州,并由大沽进兵天津、北京,逼使清政府於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签订天津条约,於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秋天,再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从此英、法、美抛掉所谓「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和清政府联合进攻太平天国。
资本主义侵略国家和清政府之所以双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是因为:前者必须在消灭太平天国後,才能确实得到清政府所给予它们的一切权益,後者则已看清楚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不致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比较起来,最可怕的还是农民革命。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太平天国给它们的联合进攻以迎头痛击,不屈不挠,一直英勇战斗到底,表现了伟大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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