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的思想渊源有两种：一种是原始基督教义。耶稣既非某姓的家族宗教，亦非某民族某地方的国教。耶稣自创教以来，即是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对他的弟子说，走向全世界去，传播福音到任何有生之伦。耶稣提出单一的上帝作为人类崇奉的对象，一个普遍的上帝，属於全人类的上帝，一切人类皆系上帝的儿子，彼此互让为兄弟。耶稣又创天国之说，不但以上帝博爱与人类大同而推倒亲族的私爱与家庭的关系便算了，其教训中更明明反对经济制度中一切私有财产及个人的优先权利等。他以为人类尽属於天国，其所有皆系天国的所有，人类惟一合理生活，乃竭自己所有，尽己所能，以行上帝的意旨。故屡屡谴责私富及仅顾个人的生活。耶稣这种真义，早已为其后徒的传教式的教义所掩蔽了。洪秀全以非凡的智慧，抱有救世的大志，从一部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满纸荒唐说教中，却让识到耶稣的宏旨。所以他创建的国家便称为天国，他创制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便说是遵行上帝的意旨。他在天朝田亩制度里大书特书道：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此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这段话，正是说明了这个制度的思想渊源是从原始基督教义而来。

　　在另一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思想，又出自儒大同之说。这一个学说，载在礼记礼运篇，乃儒家政治思想中的至高境界，原与耶稣天国之说相近。洪秀全本儒生，通经史，明乎儒家大同学说，又领会了西来的原始基督教义，他就把这两种中西折理熔会於一炉，创立了上帝教的大同说。其说见於作为上帝教理论之一的原道醒世训中，说：

　　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竊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种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大同说，真可说是大倡耶稣博爱的宗旨与儒家大同的主张了。这种思想表现於制度上的便是这一个天朝田亩制度。他一方而根据原始基督教义创立一个人人不受私物，物物归上帝，大家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同时，又根据儒家大同之说，来创立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都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各尽所能，生产公有的大同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又继承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一脉相承的长期斗争的目标与前仆后继所追求的理想。从秦朝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起，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止，二千多年里面的大小几百次的农民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剥者与封建压迫者，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改变的革命要求。虽然他们还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但起义本身就充分地说明这个事实，并全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的不同而日益丰富其内容。在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农民领袖张角太平道组织农民，提出「平」、「均」的教义。到唐朝末年以后，农民战争又进一步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唐天王仙芝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就是以均有馀补不足的平均思想为号召。北宋初，王小波起义号召群众说：「吾疾贫富不平，今为汝均之」。南宋锺相起义的口号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就以「均田免粮」为战斗口号，於是便由「等贵贱、均贫富」再进上步时确地提出均分土地的要求。太平天国便是把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战争这一种长期斗争的目标与追求的理想推上了最高峰。从而产生了这一个天朝田亩制度出来。

　　天朝田亩制度除了继承历史传统之外，还包含有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当金田起义的号角一乡，「同家食饭」〔一〕、「同打江山，共享天福」〔二〕等为农民大众所向往的口号提了出来，这就成为动员群众的无比巨大的力量，使成千成万的群众风起云涌似地奔集到太平天国的大旗下来。当时起义群众一般都是全家老小前来参加的，他们一切衣食都由公家供给，在军队里面实行了统一供给制，而战士缴获敌人财物，则一切归公。由於这种严格的军事共产制度，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杜绝了贪污与战时一些非法的行为，并且节省了军费的开支，在短短的两年里面，就人被困在广西山区打出湖南，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取得席卷长江、克复南京的大胜利。因此，到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就把这一种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供给办法作为胚形，把它制成制度推行到全国范围去，於是便设计出这一个以实现一切财产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

　　在天朝田亩制度制作时，它的图案是有蓝本的。天朝田亩制度的蓝本采自周礼制度。这是当时人知道的事，汪士铎论太平天国制度学周礼和诗经〔一〕，储枝芙论太平天国乡官制度取自周礼制度〔二〕。就是太平天国文告也曾经明白说过：「立军师帅，准周礼二十五〔家〕之制」〔三〕，又说：「仿周礼司马法五家有长」〔四〕的话。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军制与社会组织是合一的。这原是周礼里面一种主要的制度。周礼地官司徒说：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用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郑玄注说：

　　用，谓使民事之。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作，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壮十八年，夏，追戎于济西。胥，伺捕盗贼也。贡，嫔妇百工之物。赋，九赋也。

　　郑玄所谓「因农事而定军令」换过一句话说就是寓兵於农。要想使他们「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必须先有组织，定为制度。遇兵事则以起军旅，平时则用以作田役，以逐寇捕盗，以收贡赋。这一种制度，是社会组织的制度，也是军事组织的制度，所以周礼夏官司马述建军的制度说：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有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可见周礼的建军制度和它的会万民的制度，即社会组织的制度是合一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便是根据自周礼这一种制度而来。又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郑玄注说：「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军帅掌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其制也是据自周礼而来的。

　　周礼对田亩等级的办法，见地官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辑注说：「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总论清高宗弘历案说：「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当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当如禹贡所差，但禹贡是九州之等，此则随地而差之，各有九等耳。」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法，分地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即采自周礼这种土均之法。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的选举黜陟制度，则取周礼：「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及「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的制度〔一〕。鳏、寡、孤、独、废疾免役及公养的制度，则取周礼振躬、宽疾的保息制度〔二〕。

　　但天朝田亩制度对周礼制度是有改进的地方的，如周礼人民受地有上地、中地、下地的不同，男子得受田而妇女无分〔一〕，天朝田亩制度人民受地办法，则雜以九等，好醜各半，妇女也同男子一样都得分田。又周礼军旅统率二十五人的设有两司马，而二十五家则另设立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二〕，天朝田亩制度则以两司马管理二十五家的生产、军政、宗教、教育、司法等，军事与行政统一。

　　尤其是要特别指出说的，周礼是为巩固封建制度而创制的，而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两者的精神是对立的。故天朝田亩制度虽有根据自周礼的地方，但是，它只采用周礼制度的外形，作为图案的蓝本，至於贯串在整个制度中间的共有共享的精神，当然不是周礼所得而有，也不是中国历代所行的公田制度所得而有。这一点必须明确的。

　　天朝田亩制度的图案除采取周礼外，并采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难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那一个农家副业的计划，作出「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蠶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无失其时」的更具体更详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