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日关系，需要看千年以上的历史。中日关系一直到甲午战争为止，被认为是延续了朝贡体制，但日本并不这么看。中国对日本的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是这一体制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是中日数千年关系的彻底摊牌。

日本人在朝贡体制下较中国人活得清醒、现实，日本人看中国也比中国人看日本真实。仅此一点即可证明，晚清中国必败给日本。中国所尝的苦果是数千年来漠视甚至蔑视对手的必然代价。明朝崇祯年间，法国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即提出“国家至上”原则。此后，欧洲历史朝着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坐标的方向发展，而东亚迄今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因为东亚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的身份还没有得到相互认同。

【日本一直在挑战朝贡体制】

传统中国对东亚秩序的安排源自中国强大的文化和经济实力。这个秩序被统称为朝贡体制。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实际上有不同于西方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地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日本自中国隋朝开始即不遵从这一安排，并因其对朝鲜半岛的野心而最终发展为直接挑战朝贡体制。

公元600年起，日本圣德太子便先后两度兴兵，攻打朝鲜的新罗。此时也是隋炀帝征高句丽时期。(作者注：高句丽不是高丽，中国学术界已经定论其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因顾及中国的立场，607年日本乃派小野妹子向隋朝派出了正式使团。日本致隋炀帝信的开头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令隋炀帝大为不快。第二次使隋时日本乃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仍追求对等称号。此为中日第一次表面为名号实际为地位发生的争执。

唐朝建立后，为巩固东北边疆、攻打高句丽，再次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而唐朝支持新罗，结果发生了中日间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公元663年，倭国与唐朝在朝鲜白村江决战，日本战船被焚烧400多艘，此后900多年间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此次战役的结果是：一方面，日本对大唐心生敬畏，并开始努力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技术与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不再希望中国叫它“倭”，而改称“日本”。改国名当是日本追求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的重要举措。唐朝对此也并不在乎。

日本再次对东亚秩序的挑战发生在明朝。明初中日之间并没能建立真正的朝贡关系。明太祖曾前后三次遣使日本促其来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内乱之际，明朝搞不清楚日本实际统治者是谁，国书中把怀良写成了“良怀”。怀良亲王大怒，杀了明朝7个使臣中的5个。洪武十四年(1381年)日本“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怀良亲王在给明朝的回信中虽以“臣”自称，但不卑不亢，不屈从于明朝……

足利义满(1358~1408)灭怀良后向明朝称臣，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自嘉靖倭乱以后，日本便被贴上了“倭寇”标签，尽管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倭寇”并不是日本人。

日本的形象被贴上“倭寇”标签后，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加重了这一标签的内涵。1596年，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暴跳如雷：“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明朝使团被逐，双方再度开战，而丰臣本人在失败后郁郁而终。因此，终明之世，日本虽为利益所驱，有短暂的接受册封的历史，但与明朝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民族自尊上的追求平等的态势，并在后期发展为企图征讨中国。

丰臣秀吉侵华失败后，日本并没有消除对中国的野心。明末清初，日本不少民间人士还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对扩张计划进行了设想和论证。号称“日本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关于郑成功的歌舞伎剧《国姓爷合战》，风靡一时，在东京连续演了几年，而且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因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他的生母田川氏(郑氏家谱称翁氏)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7岁时才被接回中国。故此，郑成功成为日本幻想反清的英雄。

晚清时期琉球的下场是日本自明朝以来挑战中国权威的结果。自公元1372年明朝册封琉球后，琉球一直向明朝和后来的清朝朝贡，仅明朝就达171次之多。而日本自1609年即曾侵入琉球，俘虏其国王，逼其朝贡。琉球从此同时向明朝和日本朝贡。1871年，日本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琉球归属问题。1879年日本再次出兵琉球，强行迁其王室于东京。琉球国改名冲绳，实际已亡国。日本在与中国交涉琉球问题时已觊觎台湾，但是由于晚清政府四面楚歌，无力自保，对于日本的举措一忍再忍。当然，更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对于日本的举措，仍然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没有意识到日本挑起这些事件背后隐含的长期挑战中国的逻辑。这是无视日本之存在的必然恶果。

【福泽渝吉：汲取西方文明，日本比中国容易】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了解，始于1862年。这一年，日本德川幕府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官船“千岁丸”。这是自1854年实施开国政策以来，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遣官船。维新志士高杉晋作随船前往。此人后来写汉诗以明志：交语汉鞑与英佛(一作‘法’)，欲舍我短学彼长。”自此以后，日本人的对华心态由“慕华”变为“蔑华”。

高杉晋作目睹了中国的两大变故：一为太平天国。得知太平天国对江南的惨痛破坏后，他说：“闻之使人潸然泪下。”一为中国被西洋侵略之情状。在高杉晋作的眼里，中国已经面目全非：“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高杉晋作看出了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衰败，乃在于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即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著之《海国图志》绝版(作者注：魏源于鸦片战争之后所作《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却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界)，因循苟且，空度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

此后，大量日本人或由官方组织、或民间自发地到中国从事军事、经济和社会考察工作。较早的有曾根俊虎，此人1873年随外务卿副岛种臣访问中国，后长驻上海，为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第一批谍报人员。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写了《北中国纪行》等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国防、地理和民生，书中近200幅精美的手绘图，其详备之况，令人几欲恐惧。记述中尝有“沿小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上陆奇袭”之语。

稍后的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曾得天皇亲自接见与褒奖。此人被认为是近代日本“中国通之第一人”，光绪十年来华，曾剃发易装，扮成中国人步行历游北方九省，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潜往各地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甲午战争期间，他充任日本侵略军翻译。甲午前他就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雍正帝时开始的养廉银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对于人们认为的中国为世界最大强国，他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实际情况是“犹如废厦加以粉饰”。他认为中国的腐败始自明末，人心和社会均无可救药。

以上这些人物的思想均不如另一个日本人深刻。在当代日本1万元的纸币上，印着这位名叫福泽谕吉的人的肖像。他被称为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正是这位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在1875年著《文明论概略》时，就已经明确论述了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差异。中国人却很少关注福泽谕吉这一清醒的认识，在此书出版130多年后，中国舆论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倡导和平共处本身是好事，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但在这个高调的背后，必须尽快反思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如日本了解中国那样了解日本吗?

福泽谕吉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他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而日本并非把至尊和至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他说：“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福泽谕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中国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的观点出笼的前一年，即1874年10月，因为和日本人谈判而了解了日本之狼子野心后，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断定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李极力主张创建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用军事力量牵制日本。当总理衙门大臣们主张用“大信不约”的理念作指导，不和日本签订任何条约的时候，李鸿章极力主张和日本签订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以此确定二者的现代化关系，用条约约束日本。但是，洋务派的思想从总体上而言达不到福泽谕吉的深度，因此，也没有气魄彻底断绝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最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纲领。

福泽谕吉在发表上述主张10年后，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成为影响日本100年的国策主张，即著名的或者说为东亚国家所唾弃的“脱亚论”。他积极地提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而吸取西洋文明，明确提出“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并且用它们的方式处理对东亚邻国的关系。

为向欧美示好，日本聘请英国人于1883年建立了兼具文艺复兴风格、英伦情调和东方韵味的“鹿鸣馆”。该馆名称来自中国《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日本人积极在此开展欧化外交。伊藤博文时代，鹿鸣馆外交走向鼎盛，1887年他在鹿鸣馆举办了有400人参加的大型化装舞会。日本以其对中华文明的拿来主义，上自明治年号(“明治”源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下到鹿鸣馆外交，诠释了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反观中国自身，躺在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温床中不能起身，不能奋勇而迅捷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可不悲乎。

当然，我们难以藉此得出结论说近代及以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僵化的、简单的、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的，因为晚清黄遵宪50万字的《日本国志》(1890年完稿，1894年刊成)就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黄写此书的动机是向日本学习：“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及西法尤加详备，期有用也。”然此书的面世并大为流行是在甲午战后，康有为、光绪帝等都曾读此书，受刺激而热心于变法运动，可惜一切都晚了。

借用那个日本间谍的话，看一个民族要“洞其心腹”。甲午战后50年，中国受日本之累，其中原因要追溯千年以上的历史。然而，当下中国是否真的认真总结过两国两千年交往史的真相呢?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中日关系早已埋下爆发冲突的基因】

当我漫步在伊豆半岛那充满浓郁日本情调的小镇时，午后阳光照射着青石板，散发出古老的味道，竟使我回味起我的故乡的石板街。石板街两边的木板店铺和挑起的遮阳布帘，完全使我沉醉在《清明上河图》的情境中。日本，的确是一个单凭嗅觉就能闻出中国传统文明之影响的奇怪国度。

但是，听着叽里呱啦的声音，看着迎风招展的太阳旗，一种莫名的警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经常会使中国人产生错觉的地方。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因此更应该有相互的亲近感。但中日交往的历史所昭示的是另一种日本，一个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日本。

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令人得出一个遗憾的结论，即中国并不了解日本。我们是否还在继续汉唐以来的对日基本态度——一种高调的日本观，即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源同种，一衣带水，理应从属于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种观念会导致虚构的亲近感而忽视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内在需求。高调日本观中的中华文明优越感会导致日本反弹这一后果，长期不被中国统治阶层适当认知。这是引人深思的另一个话题，因为近代以后至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能导致另外一种高调：即以形象化的(小日本)、脸谱化(军国主义)的观念看待日本。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而非力量之败。

高调的日本观也来自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长达2000年之久。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

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了最终爆发全面冲突的基因。信息不对称下的中日关系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忽视和无知：徐福东渡埋下了高调处理对日关系的种子；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国对日关系的单向性；隋炀帝时期日本开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国忽视；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日本战败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日本的野心……

明朝初年日本已经不为中国信任，倭寇乱华加深了这一情结，但“倭寇”观阻止了中国进一步真实地了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其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作为假想敌；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中国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不知；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仍知之甚少。藉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对大陆的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李鸿章时代才开始从扭转朝贡体系的意识、建立与日本的平等民族国家关系出发，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惜乎为时已晚，可谓千古遗憾。

这遗憾留下的唯一启示是一句大俗话：请别漠视你的对手。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