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伟华是新加坡人，邓丽君出道时的经纪人，后来和邓家交往甚密。邓丽君一生拍摄过两部电影，1969年的 《谢谢总经理》和第二年的《歌迷小姐》。管伟华因为前一部电影发现了邓丽君。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邓丽君的母亲谈合约。管伟华说和邓妈的合约是每天1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费用了。但到越南之后，管伟华发现，自己每月的收入达到1.5万美元。于是他再次找到邓丽君的母亲，告知实情，他把钱交给邓妈妈，让对方负担自己的费用，自己只拿百分之十的佣金。也是那一次，管伟华赢得了邓家的信任，从此交往下来。

从那之后，邓丽君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月一万美金。而在那之前，邓丽君的生活并非富裕阶层，她出生在台湾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曾举家迁移数次。

在管伟华眼中，邓丽君有和大多数艺人不一样的一面。 “可能是因为受过苦难，她家里没什么钱。所以她从来不争名利的。 ”管伟华说。

之后邓丽君星途灿烂，唱片，演唱会，获奖无数，红遍东南亚各地。 1973年，日本唱片公司邀请其到日发展，邓丽君的母亲找到管伟华商议。“她没念过什么书，虽然当时已经很红，只有日本可以把她包装得更好，我觉得那边三年的合约很稳定，就说去吧。”管伟华说。

这一决定成为邓丽君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之后，她推出了那首著名的《空港》，从此更加如日中天。

台海“心理战”并非专选邓丽君

1978年左右，一些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开始互相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伴随着音乐的流行，批判也逐渐开始。邓丽君的歌曲被定性为 “黄色歌曲”和 “靡靡之音”，从此全面被禁。从那之后，这个带有典型意识形态的词语成为了邓丽君在大陆的标签。

禁令甚至进一步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80年代开始，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遍大陆，虽然官方媒体从未播放过。这些歌曲传入大陆的确切源头已经无法考证，有的是从南方带来磁带，也有人用短波通过电台收听台湾的广播。

何群(化名)在80年代是福建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书记，他回忆说，“当时广电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口头通知，不得在节目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但是没有书面文件。”何群说，他那时也听到有人说，“台湾播放邓丽君是对于大陆的心理战，要软化大陆斗志”之类的传言。“但是大家也没觉得听了她的音乐就不想解放台湾了。当时对于台湾电台的新闻有干扰，但是邓丽君的音乐还是可以听到。 ”

据悉，台湾也并非特意选择邓丽君通过广播对大陆进行心理战。

当年台湾中广电台的资深主持人陶晓青对记者介绍说，“台湾 (是由)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对大陆播音。没有音乐不成节目，他们也只是挑选了当时的红歌手而已，邓丽君很红，并非故意选择的。”和邓丽君同时代歌手的歌也都在电台中播放。只不过因为邓的歌曲生活味道浓厚，更被大陆听众接受而已。假护照风波与劳军演出1979年2月18日，为简化出入境的手续，邓丽君持一份印尼护照从香港飞往日本。后这份由朋友帮助邓办理的印尼护照被怀疑为假证件。当时台湾对于假证件管理十分严格，按照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时候因为假证件还有可能判死刑的。”管伟华补充说。

假护照风波后，鉴于多方考虑，持有美国签证的邓丽君决定赴美。 “那个时候，邓丽君的家人都在台湾，她在美国也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她的公司也很着急。”管伟华说。

从美国的新闻中，邓丽君得知自己的歌在大陆十分流行，遂有意到大陆观光演出。

“当时台湾知道邓丽君在大陆很火，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开放了，很害怕邓丽君进(大陆)来。所以他们就做了那个劳军的演出，表现出邓丽君很爱台湾。”邓丽君答应了这个演出，管伟华说，其实这也是邓丽君的一种妥协。她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台湾因此不再追查假护照了，她也可以回台湾了。“邓丽君是个艺人，她自己不会参与政治的这些事，只不过她的家人在台湾，哥哥还是军人，都要考虑。”

1980年，邓丽君被召回台湾在“国父纪念馆”进行义唱。1981年在台湾进行劳军演出，长达一个月并制成专题片。邓丽君劳军的新闻被当局广为传播，在那个时代，她被台湾当局附加的身份已经注定与大陆无缘了。

80年代后半期，大陆方面曾与邓丽君有过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陆演出。但是还是未能如愿。“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后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发胖，艺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状态给别人看。”管伟华说。

直到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气喘病辞世的消息突然曝出。在灵堂，管伟华亲眼看着邓丽君的棺木被盖上国民党旗。“我当时就想啊，人就是这样。邓丽君走的时候其实拿的都不是台湾护照，可是最后还盖着国民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