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奇技淫巧的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括(1031-1095)却才学绝世，兼擅文理，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但是，沈括死后既没人给他建碑，也没人为他写墓志铭，就连他的生平传记也仅仅附在《宋史·沈遘传》之中。在科技领域独步千古，作出重大贡献的沈括，为什么史家没有单独为他列传?为什么会才高名微，生前身后痛遭非议，寂寞身后呢?

治世之能吏，谗佞之小人

北宋建立伊始就推行“不抑兼并”政策，放任地主、官僚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纳赋税的特权，致使农民起义频仍；冗官冗兵众多，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每年贡俸给辽和西夏大量的岁币。严重的外患和各种交织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威胁着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如此情况下，变法改革势在必行。但当时朝廷在对待民生、解决危机的路线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坚决主张变法图强，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却抱守祖宗之法，百般阻挠。两派势同水火，都想在朝廷上争取更多的同盟，此时的百官僚属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个两难选择，要么支持变法，要么反对变法。

最终，王安石获得神宗的信任与支持，改革之举已是顺流之势，无人能挡。此时的沈括已在昭文馆工作了好几年，且与王安石交往甚密，甚至经常与之放言纵论时事，就富国、强兵、安民、定邦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政见又惊人地一致，因此，沈括自然成了王安石的同盟。沈括不但在口头上表态拥护，而且以自己卓越的才学和能吏的干练本色不遗余力地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

为推行新历，沈括毅然决然地在司天监进行变法，罢免了六名墨守成规的旧历官，将平民出身、实践经验丰富的盲人历算家卫朴破格提拔，让其领导改革历法工作。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沈括历时五年修成了“奉天历”，新历既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也有利于农业生产实践活动。

为推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公元1072年，沈括积极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汴河是从京都开封经淮河入运河，到达江南的唯一水上通道，战略地位重要，但多年疏于治理，淤积严重，大大影响了流域内的农业灌溉和航运。沈括实测了汴河下游到淮河两岸共840多里河段的地势，采取分层筑堰技术，用了四五年时间，造淤田1.7万多顷，不仅让农业得到发展，使人们感到变法的直接好处，而且使汴河再现了“过尽千帆，斜晖脉脉”的美丽景象。

为贯彻落实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法，沈括又研究了军事学、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等学科，完成了《边州阵法》等重要军事著作，并研究了熟铁和钢铁的性能，改造了军器，制造出“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为研究军需粮草的供应和部队的调动，他还发明了“隙积术”、“会圆术”等数学运算方法。

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出使辽国办理边界交涉事宜。在此之前，辽国曾擅自在两国边境归属有争端的地区派驻官员，辽使萧禧更是恶人先告状，到东京要求宋廷确认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的地方属于辽朝。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却无法反驳他，双方争执了几天都没有结果，宋神宗只得另派沈括去谈判。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们背熟。沈括一行来到辽国后，对辽方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且有凭有据。经过13天6轮的艰苦谈判，沈括不辱使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辽国不得不放弃对北宋的领土要求。在南下归途中，沈括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每经一地，就把沿途的民风习俗、地理形势、关隘险要一一详加记录，绘成地图，献给朝廷。宋神宗认为沈括建有大功，遂拜他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也因此对沈括相当倚重，委他为访察使，又委为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权三司使，派他外出考察新法的执行情况以及效果如何。

不知沈括是性情懦弱，还是多思少言，不喜抗辩，他从不违上，甚至还顺竿上树，谄佞媚上，每每回京都是报喜不报忧，极尽攀附之能。变法里面诸多不合理的事项，只要王安石决定要执行的，他无不极力附和。其实新法在执行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弊端，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朝廷内外破坏和阻挠变法的势力异常强大且相互勾结，致使新法贯彻不力，民间怨声载道。如果沈括当时能够如实汇报，及时地提醒王安石，那么新法也就不会那么快即废止，大宋的历史或许会驶向另一轨道。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在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下，第一次被罢相，黯然下台。

作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沈括深怕受连累，急于洗白自己，于是反戈一击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个秘密报告，洋洋万言，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其变化之迅捷，转向之坚决，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所以，吴充转身把这秘密报告呈递给了皇帝。

如此一来，不仅王安石鄙视沈括，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始恶括之为人”。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那次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他的苛刻条件(如增加岁币等)。但却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出来为他辩诬。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出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知州去了。

三年后，为抵御西夏，朝廷希望借助沈括的军事才能，经略陕右，于是将他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主理当地军政事务。

在宋朝和西夏的百年对峙中，宋朝总是输多赢少。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宋军终于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役击溃了西夏军，占地两千多里。神宗大喜，命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再于元丰五年八月分兵合击，企图一举解决西夏问题。

徐禧建议朝廷在永乐川筑城，以逸待劳，沈括极力刚和，说这将是楔入敌方心脏的一颗钉子，可攻可守。神宗遂于元丰五年八月令徐禧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城距西夏国首都银州仅25里，“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赐名银川寨。城建之后，西夏以倾国之师来争。高永亨建议徐禧趁敌未稳进行突袭但徐禧犹豫不决，以致大势尽失，又不知以重兵保护水道，仅以万余人列阵城下。西夏军渡河后，立即向宋军发动猛攻，宋军战败，退入城中，永乐遂成孤城。西夏军截断流经城中的河流，宋军渴死者大半，形势非常危急。宋神宗闻报大惊，急令沈括以及监军宦官李宪等人营救永乐城。守卫米脂的沈括欲率军驰援，但得报西夏军数万人正奔袭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最后，永乐城陷，徐禧及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官兵全部死难。

永乐之役，西夏军队完胜，宋朝想“灭此而朝食”的梦想遂成泡影。战后追究责任，因为徐禧已死，不予追究，沈括便以“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的罪名又一次当了替罪羊，被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团练副使、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安置。

这就是沈括的人生悲剧，他明明知道永乐筑城是一次军事冒险，但因为徐禧是他的上司，他就谄佞地附和这一错误的决定，且动手实施，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失败。

宋极少严厉处罚大臣，被贬外放这一处罚对沈括而言虽然不重，但实际上已宣告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结，即使在元祜年间他还有过短暂的起复，但也仅是光禄寺少卿之类的虚官。从此，沈括便绝意仕进，专心著述。

沈括卖友，“乌台诗案”成讼

沈括年长苏轼5岁，两人是同年进士。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苏轼和沈括在崇文院共事多年，英雄拱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

沈括倾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权倾一时；苏轼虽然也赞成变法，但却不赞成王安石所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主张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是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苏轼对变法虽有支持，但更多的是批评，甚至对某项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他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这自然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意愿相悖，引起王安石的不满。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趁势放大变法的负面效果，把苏轼争取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中。

据南宋初王铚《元祜补录》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大比之年，苏轼为主考官，他出的题目是：“论晋武平昊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闻讯，大为不快。他认为，苏轼罗列出历史上一些独断专行的人是采取一种“影射史学”的春秋笔法，让天下举予们借古讽今，意在讽刺自己因为神宗的宠信而有专擅朝政之嫌。

御史谢景温秉承王安石之意，上奏神宗，以试题“谤讪朝政”的罪名弹劾苏轼。苏轼自知在都城已难以立足，便上书朝廷请求外放。熙宁五年，苏轼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这是他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

后来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只谈友谊，不谈政治。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一下，苏轼正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沈括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遍，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御史台中丞李定。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于是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恰在此时，苏轼由杭州改任湖州知州，在给朝廷的谢表中又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几句话，此言一出，又被抓住了把柄。

御史舒亶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上疏，指责苏轼的谢表是“谤讪讥骂”朝廷。因史、何二人的上疏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御史中丞李定便再上次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此奏虽没有罗列苏轼具体的罪状，只是指出苏轼的牢骚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但却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制度的高度，目的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上疏附和李定，均指责苏轼“谤讪国政”。神宗皇帝见这么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苏轼在湖州被捕，此时距他转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大牢，等待判决。因前途险恶，生死未卜，他一度相当悲观，与其子苏迈暗中约定：每天去监狱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一日，苏迈因到市上购粮，便将往狱中送饭之事委托给一位亲戚代劳，亲戚出于好心给苏轼做了一条美味的腌鱼。苏轼一见以为大期已到，便以极度悲伤之情。写下了两首绝命诗送给弟弟苏辙。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帮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不敢隐瞒，将诗篇呈交给神宗皇帝，人们纷纷为苏轼求情。丞相吴充问神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猜忌心重。”吴充说：“陛下是当今尧舜，当然看不起曹操了。但他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罢相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说：“这是苏轼自寻苦恼，我只是想挫挫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

经过五个多月的漫长审讯，最后苏轼以“讥讽政事”罪被定谳，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但无可否认他是始作俑者，“其后李定、舒宣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有人指出，沈括陷害苏东坡是因为嫉妒他的才高名重。实际上，他陷害苏东坡只是为了讨好王安石，确立自己在变法派中的位置。沈括进入政治漩涡以后，耳濡目染的都是一些厚黑的投机政客，在这个大酱缸中，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或卖友求荣，而对像苏轼这样的不同政见者讲究温情，无疑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又因为苏轼自恃名高才重，“与朝廷争胜”，比起那些没有名气的守旧派来说影响太大，所以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沈括只不过很好地把握住了变法派的风向。

神宗死后，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保守派得势。苏轼长期在地方工作，了解到一些新法于社会发展有利，不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止。再加上当时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后，郁闷中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被人告发，守旧派便群起而攻之，欲借此整肃变法派。苏轼深有感触，密请停止报复。这两件事使苏轼再遭排挤，被贬为杭州知州。此时，沈括早已在政治上失意，废居润州，他居然跟没事人一样找苏轼叙旧，对苏轼礼数周全，“迎谒甚恭”。

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因为道德品质有缺陷常被人非议，受到了几个时代的冷遇。

寂寞身后一千年

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学界提倡义理之学，强调经世济用，凡事“穷理尽性”，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甚至把“百工其业至微”的一些雕虫小技放在与学习儒家经典等同的位置上。沈括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是与当时的这种学风分不开的，但儒家的思想又强调学而优则仕，人生显性的成功就是升官发财，沈括当然不能免俗。这种官本位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他的人生走向。沈括选择了政治，但他玩弄政治的技巧又非常地拙劣，只有谄媚上司、陷害无辜、落井下石等有违个人道德操守的小人之举，所以深为后世诟病。

元丰五年(1082年)，沈括在知延州任上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之后，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当时朝廷又规定其不得随意迁居，实际上是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因此，沈括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度过了三个寒暑。“蓬业萧条，已退编于民籍”，政治的失意让他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样的生活对于沈括来说是落寞的、孤寂的。

1085年，宋哲宗继承帝位，大赦天下。但因为沈括的人品为很多人所不齿，朝中新、旧党人纷纷上疏哲宗，历数沈括罪恶，将其定为不可赦免之人。所幸皇恩浩荡，沈括遇赦东归，到浙江嘉兴定居，“有以慰乡井之怀”。

政治上的包袱解除后，沈括便很快完成了《天下州县图》的全国地图绘制工作。从熙宁九年接受任务到元祜三年(1088年)，12年时间内，他绘图20幅，其中最大的全图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其中的《全宋图》绘制精详，比例得当，内容丰富，为世人研究北宋地理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

沈括后来获准把《天下州县图》上呈哲宗，哲宗大喜，赏赐他100匹绢，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沈括遂携全家移居于润州朱方门外(今镇江市东郊中山路)的梦溪园。据《京口耆旧传》卷一记载，沈括30余岁时，“尝梦至一处，登一小山，花如覆锦，而乔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梦中乐之，将谋居焉”，此后又常常梦至其处。熙宁十年(1077年)，沈括赴宣州(今安徽宣城)任职，有道人对沈括说，润州山川之胜，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沈括遂托道人以钱三万缗购入。十余年后，他奉诏北行途经润州，“至所买之地，恍然乃梦中所游，因号梦溪”。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苏轼曾作《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诗，嘲笑男人惧内，诗云：“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其实，此诗也适用于沈括，他一生惧内，婚姻生活很不章。

1064年，沈括刚中进士，出任扬州司理参军。朝中有位大臣叫张刍，也奉命前往扬州任淮南转运使。沈括工作认真，又尊重上司，协调配合能力很出色，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因此给张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刍入朝后，便极力荐举沈括入昭文馆任职。

当张刍得知沈括的妻子不幸病故后，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沈括做继室。张刍对沈括有知遇提携之恩，又官居显位，沈括顾念旧情，不便拒绝，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娶了张氏为妻。

宋人朱或所著的《萍洲可谈》中载，张氏生性骄蛮，性情凶悍，平时喜怒无常，常作河东狮吼，且有虐待癖好，每次发怒都要打骂沈括。沈括性情软弱，畏妻如虎，见了张氏两股战栗，大气也不敢出。沈括在宦海沉浮中受尽贬谪之苦，张氏不但没有一丝安慰，反而大骂他无能，稍不如意即施以荼毒。

在沈括投闲后的十余年里，两人移居梦溪园达8年。梦溪在沈括的生命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非世俗的人生走向高峰的所在，也是他生命最后落幕的地方。他在这里过着隐居生活，潜心著述，不再醉心于宦海里的浮浮沉沉，最终写成了《梦溪笔谈》一书。时人称赞沈括：“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所作笔谈，于天文、算数、音律、医卜之术，皆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但在整个宋代，该书的科学价值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人们眼中的沈括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官吏，其次才是一个“学问最为博洽”的文人。

在这8年之间，张氏埘沈括的虐待更是变本加厉，致使沈括精神濒临崩溃。元祜六年(1091年)，沈括身染疾病，经常处于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的状态。

元祐九年，张氏病逝。亲戚朋友们都为沈括庆幸，认为他从此可以脱离苦海了。不料，沈括居然哭天抢地，“自张亡，恍惚不安”，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有一次，一老友陪他到江上散心，船过扬子江时，沈括竟几次要跳江自尽，“左右挽持之，得无患”。

绍圣元年(1094年)，65岁的沈括竟真的追随亡妻而去。临死前，沈括交代长子沈博毅及次子沈清直将他的遗体归葬在故乡浙江杭州钱塘的龙居里。

沈括作为官吏是失败的，为人也是失败的，但作为科学家却是成功的，也正因这种成功，使我们对这位有着瑕疵的古代科学家仍然怀有一种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