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陕西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举行了第三次挖掘启动仪式。 1974年，袁仲一在这里发掘兵马俑，亲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马俑考古中生代的领头人是43岁的许卫红，她是第三次挖掘的执行领队；30岁、北大毕业的邵文斌也因为头次参与挖掘，进入考古事业真正入门的转折点。这天，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兵马俑考古事业35年的完整历程。

6月13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一大早，77岁的袁仲一站在西安建国路上的家门口等车。他要赶往几十公里外的临潼，进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1963年，袁仲一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后，他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30年来，他被学界赞誉为 “兵马俑之父”。他亲历了几十年的挖掘工作，这次，已经退休的袁仲一只是指导者。

第三次挖掘的重任交给了此次考古队的执行领队许卫红。这天，43岁的许卫红在一号坑北部从东向西的第四个探方内，干练地协调挖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1985年，高考填报志愿前，许卫红早晨跑操时，广播里正在播放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去世的消息。问了老师之后，才知道“鼐”就是鼎的意思，她下定决心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20多年后，她坚持下来，不过挖掘的不是鼎，而是俑。

许卫红有10多名手下参与挖掘，除了4个考古队员，4位文保队员外，还有8名技工，邵文斌是考古队员之一。200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前夕，邵文斌依然在犹豫，究竟是留在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还是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西安离家近，最后，他做出了“比较没有出息”的选择。工作6年后，今年6月13日，这名小伙子才真正迎来考古生涯的实战机会。

1974年的春天，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园里挖井，在镢头的起伏中，“泥人头”及一些“残身断肢”被挖了出来，沉睡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兵马俑被唤醒。几个月后，袁仲一随考古队进驻西杨村，开始对一号坑的第一次发掘。

许卫红并没有参加过20多年前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

1985年，这里进行了第二次挖掘。挖掘工作并非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持；挖掘进行了一年多，因为一个官俑头的丢失而被叫停。由于时间较短，第二次发掘被叫停时，表土已经被揭开，并初步可以看到文物的迹象，却没有来得及提取，就用回填土掩埋和塑料布保护起来了。20多年间，这些暴露出来的遗存一直承受阳光、灰尘、潮湿度等因素的影响。

“现在，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只有200平方米，涵盖了一个边洞、三个隔墙、三个过洞，就在第二次发掘时曾经动过的范围。”许卫红告诉记者。

袁仲一，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束世潋。

1974年，作为第一支秦俑考古队的成员，袁仲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阵地”将会是深埋地下两千年的庞大军阵，更不会想到这个数千兵马俑的阵地的挖掘工作几十年后还在继续。

对袁仲一而言，兵马俑就是自己的孩子，永远需要呵护与照料。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出差时间久了，回去第一件事便是到坑里转转。退休之后，他和老伴住在西安的家属院，开始的几年，他对这种“没有坑，空气也不好”的生活很不适应。如今，在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他的书和资料。接到博物馆的“求助”电话，或需要查资料的时候，袁仲一会一大早站在家门口，等着员工班车上班，探望自己的兵马俑。

在一号兵马俑坑里，许卫红很少走路，从工地到办公室，常常是一路小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近400人，各部门有不同的分工，这次考古发掘，技术之外，更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过去20多年的丰富野外考古经历，为许卫红处理这些烦琐的事务打下了基础。

今年年初，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团体发掘领队资格。一号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也是该馆第一次以独立资格组织考古发掘队开展的考古工作，这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因为意义重大，队长由馆领导担任，许卫红是“执行领队”。

邵文斌是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毕业。

来兵马俑博物馆的几年里，邵文斌承担过小范围的二号坑的细部清理整理工作，细致而耗时间。他说，参加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是自己真正入门的转折点。

袁仲一曾经写过《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后记中饱含深情地回顾了30年秦陵考古工作的历程。千言万语间都浓缩在他自己写的《长相思》词两首中。

其一：一把铲，一条绳。探幽寻觅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其二：石滩洋，荒漠漠。秦皇御军八千多，寰宇俱惊愕。人似潮，车如梭。五湖四海秦俑热。夜长人在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