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着止不住的泪水，关切着汶川的每一点动态，比较着汶川特大地震和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每一点异同——是《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自5月12日以来每一件事所围绕的核心。

1976年，23岁的杭州小伙子钱钢在上海警备区部队任文化干事。听说唐山大地震后，钱钢“打了一个背包准备了一些急救的药品就准备走”。出发时，钱钢带了两斤大蒜、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和一瓶椰子糖。“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

尽管钱钢在1976年就去了唐山现场，但《唐山大地震》的深入采访和写作却迟至1984年，因为“当年去唐山，唐山的灾情还是秘密，大家都不准带相机”。好在钱钢有一个习惯，拿着小笔记本来记录当时的一些人们说的话，或者当时故事的一些线索。

钱钢后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当时由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作‘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1984年，《解放军文艺》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的钱钢约稿，主题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当时正值唐山拆简易房盖新房的高峰期，唐山的实地采访让他反思：“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他撒大网式地对唐山大地震时尚未入睡的火车站售票员、电场值班工人、夜班护士和夜里打场的农民及凌晨三点打太极拳的老人进行调查，还到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去采访。

1986年，钱钢的毕业作品《唐山大地震》刊发于《解放军文艺》杂志，并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0年，转业离开军队的钱钢“始料未及”地来到国家地震局的《中国地震报》——他的直接领导就是他曾经采访过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

钱钢目前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任职。32年来，他只回过两次唐山。第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2006年6月3日，钱钢带着1982年出生的儿子再次回到唐山。

“5·12”汶川大地震暴发后，钱钢从各个层面给出了一系列及时而理性的建议。5月15日，面对震中大规模救援可能导致的无序，钱钢期待指挥部“高水平的危机管理能力”，还建议：“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隐患点”，“应特别重视港、台和国外的救险专家、医学专家，吸纳他们的专业意见”，“要有预备队，要让极度疲惫的一线攻坚战士轮换休整”……

钱钢为不计其数的志愿者和众多自购机票前往四川的个体援兵而感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可以一言概括：‘人’的回归。‘以人为本’，是付出半个世纪沉重代价换来的兴邦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