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道成都平原曾经有过辉煌的古蜀文明，谁会知道文明为何能在成都平原起源?它何时萌芽?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相比，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明在成都平原的起源时间远远晚于同在北纬30度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而在文明起源之后的800年时间中，文明在成都平原上竟然是停滞不前的。谁是古蜀文明的播种者?又究竟是谁阻止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令它停滞不前?

成都平原能产生文明吗?

4500年前的一天，一支部落正往成都平原进发。此时已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文明曙光已如星星之火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燎原。他们必须抓紧，因为另一些部落已经远远赶在了他们前面。

同在北纬30度，赶在他们之前的是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5000多年前，他们便已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流域垦荒。有意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恰恰认为上述三个地点都不能产生发达的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作《历史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章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他说，黄河下游的中国祖先们，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比起长江流域，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所以才创造了文明。“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生存的环境，例如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汤因比试图说明文明起源是磨砺的结果，而现在看来，汤因比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现在的考古发现显示：水土丰茂的中国南方也能产生出发达的文明，诸如成都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则早已被证明是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环境与文明起源

如汤因比所言，在长江流域，古人类面临的挑战要小得多。不过，安逸的环境恰恰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远古时期的成都平原便是如此，当时的平原森林茂盛，河流纵横，气候湿润，走兽繁多，颇适合安居。洪水常常淹没一些低矮的台地，泛滥给土地带来了必要的肥料。这是农耕经济起源的必备条件。

35000年前或更早，“资阳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他们是一些远古人类，因为年代久远，后人几乎无法发现他们在平原留下的古老痕迹。新石器时代末期，一支叫宝墩人的部落也来到这里，这些远道而来的迁徙者穿行在大片的树木和湖泊之间，平原的平静生活由此被打破。这个部落开始按照自己意愿来改变成都平原：他们把石头磨成箭头，在尾部系上绳索来捕获野兽，捕获的猎物已经由生啖转为了火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比较固定，一个叫酋长的部落首领粗略地引导着他们的生活。

宝墩人的拓荒生活或许并不特殊，然而，在文明史上，这种拓荒却代表着文明曙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说的文明，并不意味着宝墩人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程度，汤因比曾将古苏美尔人的拓荒喻为“地区文明”，文明的起源用来形容远古人类的拓荒和最初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在西亚，最适合农耕的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土地，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定期泛滥，给土地带来了必要的肥料，河边芦苇茂盛无比。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土著居民，然而，给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生机的却是古苏美尔人和闪族部落。他们在土堤上建立部落，排干周围沼泽的水，并创造了一套最古老的灌溉系统。而在北非与东非的沙漠间，则是埃及人的绿洲，骄傲的埃及人经常把肥沃、丰腴的国土与荒凉的邻国对比。尼罗河定期泛滥，保证了两岸土地的肥沃和高产。棕榈树、金合欢遍地密布，河边生长着大量纸草和莲。埃及人在这里拓荒，与许多东方古族一样，他们由许多民族构成，东非热带丛林中的土著部落可能是其主体，考古发现的古埃及人头盖骨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这几个相似的文明起源无疑能给后人一些启示。宜人的气候、水量充沛的河流、肥沃的耕地乃至葱郁的森林或植被是孕育文明的极佳条件。不过，相似的环境却往往有着不同的结果：宝墩人出现的时间比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晚了1000年左右。为何环境相似文明起源时间却不同?这个谜团，至今仍然无人能解。

创造力与文明成长

农耕的出现是此时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在汉代奇书《山海经》中，作者这样描绘古成都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可见成都平原谷类繁多，农耕出现颇早。而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培植出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动物也异常活跃：大象、长颈鹿、犀牛、野牛、野猪、羚羊、河马相处一地。在狩猎的同时，古苏美尔人也尝试家禽饲养，灌木丛中的野猪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

中国史书说的“耕而为陶”，在世界范围内看来也行得通。烧制陶器需要用火，温度必须达到数百摄氏度乃至上千摄氏度以上，这是人类用火的一次大革命。陶器的出现，使文化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坚硬的陶器往往是考古学上的绝佳证据。宝墩人的陶器开口阔大，通常还有一些粗细绳纹作为装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黏土则是苏美尔陶工手中的优良原料，令人叹服的是，他们的陶器上竟然出现了鸟兽及人的图案，其创造力在陶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宝墩人、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并非只会辛勤劳作，他们还渴望获得某种神秘的力量，并认为这种力量掌握在天上的神灵和已死去的祖先手中，而祭祀则是获得力量的唯一途径。宝墩人曾经修筑了一座550平方米的太庙用作祭祀场所。上世纪90年代，宝墩人的太庙在郫县出土，庙的正中央等距离分布着5个鹅卵石台，台与台之间的距离为3米。这里无疑上演过成都平原上最为古老的祭祀仪式。古苏美尔人则通常将器皿、石珠、贝壳与死者一起埋葬，希望死后有个好运气。此时，古埃及人已开始制作木乃伊，他们对灵魂来世可以复生的信仰达到了惊人的迷恋程度，希望藉此保证身体的完整，以期待下一个轮回。这三个民族在时代上摆脱了蒙昧，自然和神灵却仍是他们的精神脐带。

公元前4000年上下，苏美尔人掌握了黄铜铸造技术，这种神奇的金属给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来了新的气象。苏美尔人用黄铜铸造斧头、镰刀，并大规模武装军队，他们可能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金属部队。几百年后，黄铜铸造技术传至古埃及人手中，并迅速成为其新宠，他们的别针、针、鱼钩都用黄铜铸成。青铜也在公元前2000多年由苏美尔人炼就而成。此时的宝墩人刚刚迁徙到成都平原上，对于铜，显然还十分陌生。一个最新的观点是：在远古，由于青铜器的特殊功能和地位，一个民族必须想方设法控制矿产资源、运输路线、铸造技术和人力资源，才能保证青铜的产量，而这一切又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乃至文明的发展。很显然，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青铜充当起了一个判官的角色。只有强大的部落和国家，才有能力拥有青铜。

文明为何停滞不前?

在青铜的巨大影响力下，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了一系列小型国家，他们之间战争不断，并互有胜负，战俘往往被充做奴隶。古埃及人则从国家伊始便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国王是神权和王权的绝对主宰。

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人却留在了酋邦时代，酋长仍然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管理着整个部落。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出现后，促进了一系列的革新，青铜文明更加辉煌，它们也一跃成为青铜时代的代表。在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国家的统治力和作用显然远远超过酋邦，国家为文明的成长提供了一张温床。宝墩人却不能为文明提供任何便利。他们向青铜时代和国家的冲刺也终以失败告终。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大约延续了800年。应该说，历史给了宝墩人足够的时间。然而，在这800年中，他们的工具并没有太大革新，陶器也仍然是过去的款式，铜迟迟没有出现。文明在成都平原上似乎停滞了很久，为何宝墩人没有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的创造力?也许，宝墩人居住的成都平原就是一个答案。

成都平原无疑是宝墩人的纵容者。宝墩人没有为国家的产生提供温床，成都平原却是他们最好的温床。平原森林密布，宝墩人焚烧森林开辟耕地，一两百年之后，这里的土地便会走向贫瘠。然而，宝墩人不用革新手中的工具便可以继续生存――这就是迁徙。他们迁徙到另一块森林，这样的迁徙短时间内会让产量更高，宝墩人因之乐此不疲。从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到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村、双河村。迁徙，筑城；再迁徙，再筑城。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安静地驶过。

宝墩人的迁徙之所以如此轻松，是因为在成都平原上，他们可能是唯一的拓荒者。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从出现伊始就面临着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土地上分布着很多部落，每个部落占着一块土地，他们无法像宝墩人一样自由迁徙。土地的贫瘠使他们设法革新工具、改良品种增加产量。跟古苏美尔人一起出现的是闪族人，古埃及人则是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复合体――因为竞争，所以在发展。

没有人去刻意阻止宝墩人和文明在成都平原上的发展，在一种安逸的环境中，他们自己丧失了锐气和竞争力。蜀道难，宝墩人曾经不畏蜀道艰难迁徙到成都平原，成为了孤独的主角。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让宝墩人创造了文明，又把文明扼杀在了温床中。宝墩人始终没有突破石器的限制，迈入到另一种先进的青铜文明之中。也许，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应该这样写道：安逸的环境无疑能产生文明，却有时令文明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