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皮尔·卡丹以游客身份第一次进入中国，大家都说，“一个法国裁缝”来旅游了。但是第二年，他的身份发生了人们未曾料到的变化。这年4月，有关方面的通知上写着：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

在临时T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和着流行音乐迈起了猫步。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服装表演最终没有出现中方人员担心的 “问题”，关于服装表演的报道却出了问题。 《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这虽是一篇“左”味十足的“外转内”文章，传递的却是有关领导对时装表演和模特走秀的不容。在随后的上海之行中，皮尔·卡丹感受到了“骤然冷却的空气”，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大打折扣。

在当时，官方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1979年3月30日的《北京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标题为“不应该在穿着上浪费时间”，信中首先列举了一种现象：“有一部分青年穿起大喇叭裤子、奇形怪状的服装……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衣着上，这很不应该。 ”

被撕开一条口子的时装表演虽然遮遮掩掩，却已像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样，在“试水”中不断寻求突破；而皮尔·卡丹也认识到，凭一己之力很难敲开中国的大门。这时，他想起了在巴黎偶识的画家宋怀桂，他所知道的最懂时尚的中国女人。

1981年10月，北京。宋怀桂憧憬着第一次合作的成功，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向公众的服装表演做着细致的准备。她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找模特。

当时的模特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 “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姑娘或帅小伙，就过去作自我介绍，但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要回去问问父母”。

这个模特表演队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几乎全部来自基层。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打毛衣的、卖水果的、卖油条的，还有纺织女工。他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由于很多人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只好用请事假或者病假的办法保证训练。

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模特就要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了。所有模特事先已经被告知：由于考虑到模特们原有的服装——包括胸罩、底裤——可能会破坏卡丹服装的线条与美感，因而皮尔·卡丹要求，在换穿卡丹服装之前，要把原来的衣服全部脱光，这就意味着后台的更衣室里模特们将“裸体相对”。

现场的情形印证了很多人此前的担心，很多女孩刚开始“就那样抱着，不敢动”，僵在那儿。但是，后场只有几分钟的换衣时间，“不敢动也不行”，大家各忙各的，情况变得紧凑而自然。这次表演说是对公众开放，但到场的大部分仍为业内人士，官员和各地丝绸公司的老总占了很大比例。现场的安全检查非常严格，保安人员渗透到包括后台在内的所有角落。

表演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 “中国举办时装表演”的消息第二天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位置。

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支模特队顺势成立。他们随后又在北京周边的内蒙古、河北进行了一些表演，审批程序倒不是特别复杂，只是主管部门的叮嘱让人印象深刻：“要注意作风问题。 ”

1983年4月，一支上海时装表演队在由轻工业部主办的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做开场表演。

几天后，上海时装表演队接到中南海的邀请进行汇报演出。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最高层的首肯。有了这一“通行证”，时装表演在各地开始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各地的时装表演队纷纷成立。

在群众基础得以大幅提升的基础上，皮尔·卡丹有了更大胆的想法，1985年，他向中国一位部长提出，要把12位中国女孩带到法国去进行时装表演，并且她们都将穿着中国的旗袍，“去法国展示的不仅是漂亮的中国美女，而且展示的是中国文化，只有中国的民族服装才能代表中国。 ”12名中国女孩从未走出过国门，宋怀桂带领她们飞往巴黎。这些女孩登上了《费加罗报》在内的8家大报的头条，这次法国之行被形容为一次“征服”的旅行。

1988年，皮尔·卡丹公司在天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他和中国的大宗生意从这时候才正式开始。之后，皮尔·卡丹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品牌，垄断了90年代中国时装的奢侈品市场。 (王宝梅摘自《看世界》第10期下作者韩永张盛炀王庆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