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天桥的刑场，一位报人背缚双臂，梳分头发蓬松，身穿蓝华丝葛大袄、青华丝葛夹裤。陈副官令其跪地，他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跪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朝刑犯头颈部射击，刑犯应声倒地，血流如注，当场毙命，状极可惨。这个“以身殉报”的人，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一八八六～一九二六)，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十三岁就考中秀才。一九〇三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一九〇四年张恭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青年邵飘萍受其影响，他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一九〇六年秋，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

一九〇九年夏，邵飘萍高等学堂毕业后回到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他在教书之余，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他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当即聘邵飘萍为主笔，他正式进入报界。十一月十八日，《汉民日报》正式发刊，日出两大张。同月二十二日，《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十五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八月下旬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偕马文车组织了“东京新闻社”，继续反对袁世凯。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毅然放弃学业于当月下旬匆忙回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支持蔡锷反袁护国，抨击袁世凯，写下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两百多篇，共二十二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导。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事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一九一六年八月，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乃在北京南城珠巢街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晚上七时左右准时发稿。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七月(应为八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学者林贤治认为，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他曾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诩，“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在一九〇九年深秋，邵飘萍在金华任教期间，由双方父母做主，和沈小仍(一八九一～一九二三)结婚。沈小仍，朱店人，朱店现属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其父沈春清，原籍义乌，与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稔熟，于是订下这门亲事。当年沈、邵两家都不富裕，所以邵家不曾送过礼，沈家也没有什么陪嫁。陈设于邵宅新房里的，只有一张刷得干干净净的旧床和几件旧家具，连被褥也不曾添新。沈氏虽然不识字，但长得俏丽。郎才女貌，甚为相配。两人同是穷苦人家的儿女，婚后互敬互爱也很合得来。后来邵飘萍的五个子女，都是沈氏所生。长子贵生，生于八月桂花飘香之时，取“桂”音为贵，北京汇文中学肄业；次子祥生，生于四月蔷薇开花之时，取“蔷”音为祥；长女乃贤，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次女乃偲，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毕业，小女乃奇。

而由于邵飘萍在八岁时过继给伯父邵坦楠，因此他和伯父间有名义的父子关系，基于“一子承祧两房”的习俗，邵飘萍可以再娶一房妻室，于是在一九一二年，邵飘萍再结婚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父母之命，而是经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新娘名叫汤修慧。汤修慧，江苏吴县人，母亲早逝，她和父亲汤民相依为命，住在金华酒坊巷十六号，父亲曾以师爷身分谋生，后来在那儿开了个小小的照相馆。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教时，因常去照相馆而认识了汤修慧。汤修慧从小聪明，邵飘萍于是劝说其父，由他资助送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造。后经书信往，两人情投意合，又获双方家长同意，才在一九一二年成亲的。结婚后，沈小仍也通情达里，对汤修慧以礼相待。而后来邵飘萍到北京任职，汤修慧也专程到杭州，接沈氏母女赴京。她们同住《京报》馆内，以姊妹相称，而由于汤修慧未曾生育，她们共带儿女，后来沈小仍还把次子祥生正式过继给她。

学者郭汾阳(散木)认为汤修慧与邵飘萍的结合，无意中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事件，这就是中国又多了一对“夫妇报人”。汤修慧出生于师爷家庭，又受过新式教育，加上天资又不错，于是在婚后，她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文。《妇女时报》于一九一一年六月创刊于上海，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为宗旨，当时的撰稿人除了包天笑、陈冷血、恽代英之外，还有冰心、汤修慧等女作者。作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篇》这么说：“我的认识邵飘萍，却是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汤修慧。因为我在编辑《妇女时报》杂志的时候，征求女界同志的文词，汤修慧即来投稿。她所写的不是诗词之类，却是短短的论文，谈的是教育、卫生一类的事。我起初以为不是她自己写的，或是有床头捉刀人，如毕倚虹夫人杨芬若所为。但后来她来领稿酬，亲来访我，方知确是她自己写的……她谈吐甚佳，既大方，又幽默，我认为在现代女界中是不可多得的。”

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后，汤修慧已经成为邵飘萍的得力助手，她所写的关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论文，常因辛辣有力而博得读者的好评。为了深入和真切地了解社会，汤修慧曾随邵飘萍到妓院等社会底层采访，可见她罕见的胆识。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飘萍好冶游，加以他结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称为智囊人物，可以探取得秘要新闻的人。那就花天酒地，无足为奇，而正于此间，可以在无意中得多少大好资料。于是逛胡同，叫条子，成为家常便饭。修慧不能禁止，便即说：‘我也去!’飘萍笑说：‘这如何可能?哪有带着太太嫖堂子、吃花酒之理?况且满桌子都是男客，而其中却有女宾，似乎成为笑话。’修慧道：‘谁敢说是笑话?我就要训斥他们一顿。是谁定了这个法律?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你们还叫着男女平权，却事事排斥女人!’飘萍无可如何，也只得让她同去。到了胡同的院子里，飘萍有许多朋友是认得修慧的，真不敢笑话她，只说：‘邵太太也来了。欢迎!欢迎!’入席以后，大家都叫条子，她也叫条子(叫条子，即如上海妓院中‘叫局’，乃召妓侑酒之意。上海妓院印有局票，此间则用红纸剪成纸条，写所召妓名于上)。这个时候，北京正筹开国会，各省议员云集京师，而上海妓院主政，也派了艳名噪一时的红姑娘，到北京来淘金，时人谓之‘南花北植’。修慧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姑娘叫来，她们不知征召者乃是一位女人。方错愕间，修慧却是一口吴语，先自招呼她们，说自己也从上海来，和她们称道姊妹，一点不搭架子。于是这一班花界姊妹，大家称赞邵太太不置。”

另外包天笑还听闻一件事，他说：“但有一次却真闹成一个笑话。要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是集体的，不似上海租界里的妓院，是散处的。它那里是每一妓院，是一个大院落，里面有几十个姑娘，至少也有十几个姑娘。每一姑娘就有一房间，各有领域，未能侵越。还有一个规矩，别一个院子里的姑娘，不能平白无故到这个院子里来，除非是客人叫条子，那是本院有好处的。再者是客人串门子，带了别院的姑娘来，这个名称，叫做‘过班’。那一天，有飘萍和一二朋友，酒酣饭饱之余，由这个院子，到别一个院子串门子去了，修慧也跟了去。北京这种妓院，也带有一些官派，凡是客人踏进门去，便有一个人为之引导，问你找哪位姑娘，便引导到那位姑娘房间去。这种人的名称，叫做‘跑厅’。这回修慧跟了飘萍来，那个跑厅瞎了眼睛，以为是带了别院姑娘来了，大呼‘过班’。被修慧顺手一个耳刮子，打得那个跑厅鼠窜而逃。此事非我亲见，朋友告我一时传为笑柄。据闯事后修慧亦深悔之，一个有知识的女子，出手打人，未免有失闺仪。”

邵飘萍和汤修慧两人间的感情，可说是极好的。邵飘萍的孙女邵克美就说过：“奶奶曾跟我回忆说，每当她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总不见爷爷提起，以为是他工作忙忘记了。可是生日当天，奶奶总是会在桌子上或枕头边看到爷爷送给她的礼物，或是一件珍贵的裘皮大衣，或是一只精美的女式手表。爷爷总是会这样不声不响地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气氛，这让奶奶感觉幸福无比。”

一九一三年八月，邵飘萍因刊登抨击袁世凯的文章，不仅被查封了报馆，还被警方逮捕。当时仍在杭州女师读书的汤修慧闻知消息后，四处奔走呼吁，才把邵飘萍营救出狱，并送其东渡日本避祸。她不畏强暴、勇于救夫之举，一时轰动海内外。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邵飘萍再度不幸被捕，报馆同时遭到查封。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三时许，被禁锢于报馆的汤修慧为了营救邵飘萍，不顾个人的安危，冒险翻墙逃出被警察包围的《京报》馆，而后赶往花园饭店，请求张培风先生设法营救邵飘萍，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军阀张作霖在凌晨四时二十分已下令将邵飘萍枪杀于天桥刑场。

邵飘萍在遇害以前，关心他的人曾问：“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邵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果不然，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汤修慧再次复活《京报》。她亲撰《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说：“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于今二十又六月矣。此二十又六月之间，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使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之所以不敢辞劳避难，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也。”她表达了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

有位同为报界的友人，在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写下《忆汤修慧女士》一文，说：“汤修慧一直把京报艰苦地维持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那时日寇的部队大规模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短短的时期内，不但攫取了天津、北京，还南北夹击，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夺取了上海华界、昆山、苏州以迄南京各地。汤修慧只好只身南下逃难，初时到了上海，后来像我那样，从上海逃到香港，再从香港逃到重庆。她在重庆时的生活十分苦，甚至住在一家人家的阁楼，连每天的饮食也时成问题。等到抗战胜利，大家将离重庆时，胡厥文与施复亮两同志曾有一次遇到了她。胡、施与她协商，想要恢复办起《京报》，结果因不能接受汤所提的条件，而未成功。从一九四六年春，我又挈全家返上海，汤则返北京。汤修慧返北京时，其在魏染胡同的房产，已全被托押给银行，几无家可归，但当局以邵氏夫妇对《京报》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必须照顾，就把《京报》房产，仍归汤所有。住到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汤修慧被押解出京，押赴浙江金华批斗。大约在一九六七年春，又重还北京，当她在一个老年女戚陪同下，在我们所住的棉花下七条巷内徘徊时，我适出大门，遇见了她们，即邀入家内，住在我家。我当即报告给我家所属地区的椿树街道办事处，请予照顾。数天椿树街道办事处即派人到我家，把汤等二人，暂时安置在魏染胡同的一间朝东的小旧屋内。不数日，汤又到我家，在我家写信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当年在北京工作时，曾听过邵飘萍的课，有师生关系，请求援助。毛主席得讯，即由江青亲自派人联系，准将魏染胡同原《京报》房屋发还，同时又批准把邵飘萍在福建的儿子邵贵生夫妇及子女迁返北京与汤修慧同住一院，以照顾年迈的汤修慧，泽及老师，使汤修慧衷心感激，在经济方面，政府每月也给以补助，使汤在暮年得以充分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一直到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以病疾，医治无效，卒于魏染胡同寓所，享年九十七岁。”

现年九十六岁的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谈到汤修慧，她说她姊姊徐艿(凌影)和汤修慧很熟，当时她见过姊姊和汤修慧的许多照片，可惜的徐艿以一百零四岁的高龄已于去年(二〇〇六年)冬去世。徐艿，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为天津商报的记者。她在一九八四年写有《往事零忆———纪念飘萍老师诞辰一百周年》，文中说：“平大新闻系师生关系很融洽，当时学生们常去邵先生家，我和汪竞英是江苏人，更受邵夫人汤修慧女士亲切接待。一九二五年西山会议时，记者云集香山，邵师母以《京报》记者身分去碧云寺采访，带我同去。她提携后学的用意，想来令人感佩。当时与师母的合影，我一直珍藏着，可惜在文革中连同其他一些可资纪念的物件一起散佚了。”

其实在邵飘萍的两位夫人———沈小仍与汤修慧之外，邵飘萍还有另一位夫人，只是从无人提起过，她就是祝文秀。一九八二年四月，邵飘萍的烈士身分重新得到肯定，他的骨灰也即将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研究邵飘萍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给《文汇报》写了一篇短稿，介绍此事。刊出后，一位自称祝韶华的中年人带着一篮鲜花找到《文汇报》党委，自称奉老母亲之命准备把鲜花送至北京邵飘萍烈士灵前，并代表母亲参加烈士骨灰安放仪式。《文汇报》把这件事通知了方汉奇教授。原来这是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的养子。在此之前，方教授和许多人只知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现在方才知道还另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于是方教授风尘仆仆赶到无锡前洲公社西塘大队新三村，访问了祝文秀。经过交谈，祝文秀交出了两篇回忆文章：《我和飘萍共同生活的七年》和《关于飘萍的二三事》，并对其中细节做了补充。祝文秀谈到毛泽东曾于一九二〇年二月至四月间到邵家看望邵飘萍的情况；谈到邵飘萍受皖系军阀通缉，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化装逃离北京，到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任记者，后来她也赶到日本朝夕相伴的情景：“在大阪《朝日新闻》工作期间，飘萍每月的工资为三百日元。我们请了一位日本女佣负责买菜做饭和照顾我们的生活。由于物价贵，收入少，我们每天的菜金限制为一至二元，每饭只有一个菜。有一次飘萍忽发豪兴，带我到一家中国饭店下馆子，只叫了三个菜就索价四十日元，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出去吃饭了。当时，飘萍工作学习都很紧张。每天很早即起，伏案工作到七点，然后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回来后，继续伏案工作到晚上十点才休息。整天不是写文章，就是看书，几乎手不释卷。在日本半年多，除了我来到神户他去接过一次船，并用两天时间陪我匆匆地逛过一次东京之外，他哪里也没有去。他日文十分娴熟，日语十分流畅，客来谈笑风生，语言无滞。在日期间，他除了买书，别无嗜好。可惜的是好些书分量太重，回国时不能全带，大部分都留赠给日本友人了。”另外也谈到邵飘萍一年后回国的情况；及邵飘萍被张翰举出卖遭奉系军阀杀害的经过。

在这次访谈中祝文秀共交出她所珍藏的有关邵飘萍的照片四十七张，其中有各时期邵飘萍的单人照片，邵飘萍与祝文秀共同在日本生活照片十二张，邵飘萍在日本工作学习合拍照片十张。由于留在北京京报馆的照片、书籍等在十年动乱中已荡然无存，因此祝文秀所存照片已成为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邵飘萍在日本大阪海泉寺住宅所照的十一张照片和遇害情况的十张照片。其中几张照片是以书架为背景的，方教授用二十倍的放大镜仔细做了观察，发现书架上书刊共有一百七十一册，其中书八十六册，能看出书名的有十六种，包括《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研究》等。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大照片，从这里可以看出邵飘萍后期的思想出现那么大的转变是有原因的。祝文秀是邵飘萍在日本工作学习情况的现存的唯一见证人。这次访问所得，收获十分丰硕。方教授写成了《发现与探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一文。

而在一九八六年，“补白大王”郑逸梅发表《邵飘萍烈士佚闻一束》，他的消息是来自友人安健，安健署名未闻在《邵飘萍与祝文秀》文中说：“近日我在整理旧物时，一叠泛黄的老照片跳入我的眼帘，这些珍贵的照片，是陪伴邵飘萍走过他最后日子的祝文秀女士当年赠送给我的。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得悉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就住在无锡近郊，便前往访问。那时，她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交谈中，祝文秀向我详细叙述了她与邵飘萍由相识到共同生活的经历。另外，还送给我许多他们当年的照片。后来，我将此事转告给沪上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先生。不久，郑老先生便将此事发表于报刊，引起很大关注，后又收入他出版的书集中。郑逸梅在文中写道：‘友人某某从无锡来沪，与我谈及邵飘萍当时还有一位夫人祝文秀，尚寓居无锡郊区，年已八十多岁高龄。她谈到了许多飘萍当年的轶事。文秀女士早年是演戏剧的，登红氍，演旦角。飘萍出入舞榭歌场，一见了她，很为倾心，便拟娶她。可是，文秀认为邵飘萍是耍笔杆子的，不合她的理想，便婉言辞之。飘萍认识文秀的母亲，老人能绘几笔国画，飘萍为了追求她的女儿，便经常带些书画印册，作为馈赠。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幅仇十洲仕女的临摹本，色泽清丽，又有幽鸟奇花之衬托，颇得老人的欢喜。乃力劝其女，终成偶侣。婚后，飘萍教她读书写字，因此文秀略具文化，曾随飘萍东渡日本，两人甚为相得。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马连良为收遗体，并摄有照片，其中有一帧，右眼下有一洞，即是饮弹之痕迹。此照片文秀匿藏达数十年，直到飘萍昭雪，列为烈士，她才敢出以示人。”另有一帧祝文秀早年的倩影，上面有飘萍亲笔题字“七妹留念”四字。有人以为祝是飘萍之第七位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乃文秀在娘家姊妹中排行为第七。这帧小影，文秀还珍藏着。家中且有一旋转椅，为飘萍生前所憩坐的，今则越年久，椅被蛀蚀，失其效用了。飘萍生前，与当时《大公报》名记者张季鸾相友善。飘萍辞世，文秀生活很苦，季鸾怜悯，月致生活费，文秀非常铭感，但她不肯受此例外的惠贻，坚辞不取，结果却不过情，只得留存不用，积有若干数字。一日，季鸾忽来，向她商恳道：“余近来做一注买卖，手头尚缺数百金，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作为暂借，容日后奉还。”文秀当然慨诺，把积储的钱悉数交给季鸾。大约过了一两个月，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款，且云：“此次买卖，获得意外利润，此利润你也应获得半数，请你收受。这是你分内之钱，补贴家用吧!”文秀只得收受下来。事后，经文秀调查，才知季鸾并未做买卖，故意弄此玄虚，务使文秀安心使用罢了。”祝文秀在邵飘萍遇难后不久，便返回故乡无锡西塘隐居，一直过着清贫淡泊的日子。直至一九八〇年始，当地民政局颁发给祝文秀“邵飘萍烈士遗属”证书，每月发放生活费，直至一九八八年祝文秀去世。

根据华德韩的《邵飘萍传》及散木的《乱世飘萍》书中所记载，我们对祝文秀背景做些补充资料：祝文秀，又名振亚，生于一八九七年，原籍南京，其祖父辈始迁居无锡前洲西塘村。祝文秀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普通家庭，父亲祝模宝，是个吃喝嫖赌样样来的纨绔子弟，在一次醉酒闯祸后，他抛下妻女，东去日本，再无音信。因此祝文秀幼时只能靠母亲刺绣和在丝厂做工维持生活，她自己也做一些针黹来贴补家用。十七岁那年，天津有个戏班到无锡来挑选角色，美丽的文秀被班主看中了，就以三百元安家费为条件，吸纳她进了戏班学戏，母亲也随她在戏班充当做戏服的绣工。此后，祝文秀随戏班到各地演出，她唱过京戏，也唱过梆子以及《无锡景》之类的南方小曲，渐渐有了一个颇有名气的艺名“花小桃”。然而旧时“戏子”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加上戏班班主的剥削，母女的生活十分可怜，祝文秀甚至到了要被卖到青楼抵债的险境。一九一七年，北京举行救灾义演，一天祝文秀在二姊家里排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戏，被探访二姊伯父的邵飘萍遇见。经过一番交往，两人有了感情，遂于一九一九年二月结为夫妇，邵飘萍从此在北京也有一个“外馆”，他们先后安家于北京的羊皮市胡同、下洼子以及刚家大院等地。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祝文秀和邵飘萍共同生活了七年，期间他们还去过天津、上海和日本。邵飘萍遇难时，祝文秀还不到三十岁，据说她参与料理邵飘萍的丧事后，矢志不再改嫁，领养一个男孩祝韶华，此后以做针线和种菜为生，长年隐居于无锡前洲西塘的农村。

有人说邵飘萍在短短的四十年的岁月里，“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而在他的生前死后，人们不该忘记的是两位女性的身影，她们或是秉承夫志，复活《京报》，或是保存他个人的珍贵史料。斯人已逝，但他们将会再被人们重新记忆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