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古人论及春秋战国时的兵家，通常将孙武、吴起并列。然而追溯2000多年来的兵书史籍，对孙武的赞颂汗牛充栋，吴起却备受非议甚至被列入“古来不义之人”的典型。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均建奇功，且留下用兵治国的《吴子》名篇启迪历代兵家，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千年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对今人也会引来如何处理功利追求与道德底线关系的反思。

吴起身处群雄争霸的战国初期，出生于常受强邻欺凌的弱邦卫国，家境又由富庶走向败落，这一存在环境造就他求强争功却又狭偏易狂的心理。他自幼聪颖好学，成年为出仕而送礼活动耗尽家财，结果一官未得反受同乡讥笑。吴起由此狂怒，竟杀非议自己的三十邻人后逃往鲁国，临行声言不做卿相不还家。此后，他求学于儒家大师曾子，又因母丧不归，被注重孝道的老师逐出。求官若渴的吴起便横心在乱世走从军之途，悉心攻读兵法，并在齐军来攻伐时谒见鲁君献策请缨。他因岳父家是齐国名门且有恩于己，不受鲁国信任，便不顾亲情道义斩下妻子首级，换来鲁君封他为将统军抗齐，不过由此也留下千古骂名。

战场上的吴起确是个军事天才，弱小的鲁军在他训练统领下，竟一战击败在春秋战国时素称强大的齐国，引来天下震惊。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功利欲极强的吴起转投魏国，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头强。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这个外来户一步登天和提出种种变法措施，招致楚国众多贵族嫉恨。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还是死于雨点般射来的乱箭之下。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还认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是引发兵祸之源，虽只论及浮浅表面，仍可谓在世界军事史上最早探索了战争发生的社会根源。不过他所到之处均引发忌惮非议并最终被谋害，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据载，吴起为将时曾“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不过也有人认为，从他对亲人也无情无义的行径来看，此类举动不过是笼络下属的小手腕。当时被吮疽的士卒之母闻之悲泣就并非感激，而是哀叹儿子受此拉拢定会送命。

平心而论，春秋战国的两位著名兵家孙吴，比著述孙胜于吴，比武功则吴过于孙。后世史家和将领往往尊孙武而轻吴起，恰是不单爱才又要重德。纵观千年的统军征战经验，军界公认仁、信、智、勇、严兼备，方具名将之风。古时虽有“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辩辞，但“孝”、“德”从不属“小节”，这也是共识。为将帅者欲服众，仍需重个人操守，必须全方位塑造良好素质。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供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结论便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观其一生，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