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解放之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远走香港，临老且病之时，即使蒋介石频频召唤，杜就是不愿意去台湾。他为什么不去台湾?恐怕与1949年7月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一篇严厉批判杜的社论有关。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给蒋介石一份密电，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制手段，报复国民党当局“经济管制”的幕后原因：

保密局(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强函呈：沪市经济管制失败之内幕。青年党《中华时报》发行人宋益清，向曾琦报告称，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极度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呈阅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蒋经国黯然下台。不久，淮海战役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被迫下野，仅能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遥控国民党军政首长。倏忽之间，已到1949年6月间，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书一封，寄到台北草山(即后来的阳明山)“总裁办公室”给蒋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诉蒋介石，他将尽力劝阻沪上企业领袖返回上海。这些企业家个个身怀巨资，他们的动向决定了中国金脉的流向。此时旅居香港的上海工商领袖，在北京方面的不断劝导之下，纷纷表示要回上海，重拾旧产业。

杜月笙信上声称，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这批人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江。杜建议蒋，要让沪上商人断绝了返乡的念头，索性还是“封锁沿海各港”。

蒋介石随即回复杜月笙：“……至建议封锁沿海各港一节，政府业已决定一律停止开放，先生此次毅然离沪，足征国家民族意识之坚强，佩慰奚如。……际此盛暑，至希加意珍卫，余不一一。顺颂近祺中正手启”

蒋介石担心江浙商人挟巨资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如此，内战局势将更不利于国民党。故而，蒋三番两次命洪兰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等人，络绎于途，不断联系杜月笙。在蒋的心目中，杜月笙当前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业家，不让他们连人带钱重返上海。

狠批杜月笙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洪兰友受蒋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后，报社已迁往台北的《中央日报》，突然在7月18号刊出了一篇以《本党历史的新页》为题的社论，点名直指杜月笙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

这篇社论，以提出“三点意见”为名目，开宗明义，揭开了声色俱厉的批判序幕：“……过去党中若干有力的同志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会的麻烦，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丢开主义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它各省市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

社论以空前高调的语气声称：“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有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别的且不说：上海为什么变成最容易发炎的盲肠?岂不是因为它早成为‘闻人’的天下?这闻人也者就是流氓头的代名。那些流氓头是由吾党同志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在它的羽翼丰满之后，就几乎变成了上海的皇帝。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议长一席竟是闻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价政策之突然受到闻人的逆袭而崩溃，都可以想见那些‘闻人’之已取得上海实际统治权，与夫我们少数同志养虎贻患的不智。”

《中央日报》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并且将蒋经国上海打老虎限价政策的溃败，说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袭”而崩溃。

文章接着说道：“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就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乃至于若干军阀的残余势力，也应该加以扫荡。……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以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经济的措施。”

不可思议的是，社论在字里行间挑明了是要帮一向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蒋经国发声，无形中把写这篇社论者的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可歌可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诚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蒋介石匆忙宣慰

蒋介石此刻正为国共内战，惶惶不可终日，惊闻《中央日报》隔山打牛，惟恐杜月笙一气之下，撒手不管上海旅港企业家的闲事，立即命洪兰友急赴香江收拾善后。等洪兰友急匆匆从广州赶到坚尼地十八号杜公馆，屋里早已人声鼎沸，骂声不绝。

洪兰友抓紧机会婉言解释，此次完全是《中央日报》报馆里一两个人的胡作非为，绝非党中央的意思，蒋先生已经交办，严惩撰稿人，这事与蒋公绝无关系，请杜老爷子息怒云云。

杜月笙毕竟不是三尺童子，他哪会轻信底下人捅娄子的说法。一屋子的门生故旧，东一句西一句，群起为杜月笙打抱不平，洪兰友完全插不上话。

神色仓皇地走出香港坚尼地十八号杜公馆，洪兰友赶紧给蒋介石发了一通密电，汇报香港的紧急情况。

急令洪兰友赴港安抚杜月笙的同时，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又召来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要他即刻找《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惩写稿的评论员，并命陶希圣即日赶赴香港，亲自登门道歉。

“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见蒋盛怒不已，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一连发了两通电报给洪兰友，重托洪全力安抚杜月笙。急电曰：“广州洪秘书长兰友兄：经呈奉谕请兄再行宣慰，以释误会，等因特达。弟黄少谷。”

洪兰友觉得，杜月笙正在火头上，此时登门表达歉意，不仅“难于为辞”，更是事倍功半。思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与杜月笙同列“上海大亨”的王晓籁，如今也避难香港，江湖兄弟流落异地，亟需友人伸出援手，若有人雪中送炭，必能让其感奋莫名。不妨在王晓籁身上做些功夫，说不定可以帮上大忙。洪兰友因而致电建议蒋介石，蒋介石深表赞同。

蒋介石当即电令洪兰友，赶紧代表他去探望王晓籁，代表致送慰问金港币一万元。看完王晓籁，再代表蒋去拜访杜月笙、钱新之这班上海青帮首领。并假藉蒋介石有意招商，到后方兴办工业，欲借重沪上商旅共襄盛举。洪兰友前脚跟才踩进杜公馆，蒋介石又交代陈立夫，代表国民党前往香港宣慰杜月笙。党政大员穿梭往返，杜公馆贵客盈门，大有昔日十里洋场盛况。

王晓籁接到洪兰友转来蒋介石的一万港元，点滴在心头，赶忙给蒋介石打了一通电报，以表感谢。得知王晓籁电谢蒋先生，洪兰友惊觉雪中送炭之计果然见效，打铁趁热，洪兰友立马要求王晓籁居间协调，人情攻势之下，杜月笙也不好再公开抱怨蒋氏父子，一场风暴俨然已经平息。

1949年9月28日，杜月笙请钱新之带着亲笔信到广州见蒋介石：

总统钧座：六月间曾肃寸禀，计蒙鉴察。镛月来养疴香江，满冀贱恙得早痊复，趋辕叩谒，藉倾愚诚，奈喘病未痊，稍一行动即气逆力乏，欲行辄止者屡矣，心余力绌，徒唤奈何，倘能勉强成行定当趋前聆训。……。兹因应不能来穗，特乘钱新之先生趋辕之便，肃奉寸禀，并托代陈种切，谨此敬请钧安

杜镛谨上九月二十八日

杜月笙这封信全文约仅五百字，主要说明因苦于气喘病发作，行动不便，故而无法亲自登门拜访。

这封信才送到蒋介石手上不久，蒋马上又命洪兰友、陈立夫，兵分二路，再次分别到香港表达宣慰之意，邀请杜月笙抽空到台湾见面，并再三交代洪兰友、陈立夫二人，务必请托杜月笙力阻旅港沪商返回上海，以免资金流入共方之手。

为了答谢蒋介石的宣慰，1949年10月20日，杜月笙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给蒋介石碰了一个软钉子，自称痼疾仍未痊愈，不便晋谒蒋先生。至于原本滞留香港的上海企业家，已有部分人士重返沪上。

1949年11月2日，蒋又从台湾捎来一信。杜月笙依旧无动于衷，他把这封催驾信函，和其它的蒋介石函牍，一同锁进了记忆深处，直到1951年病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