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出任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当时的考生崇尚一种号称“太学体”的文风，作文以新奇相尚，钩章棘句，险怪艰涩。欧阳修对此深为不满，决意借主考之机，挞罚那些为时誉所推而选在高第的考生们。当时有一名从国学推举上来的优等考生，平素专作怪险之语，在士人学者中颇有声望。他在考试中作文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看后便在此文下诙谐地续写道：“秀才剌，试官刷”。然后用大红笔从头至尾将考卷涂抹掉，并在旁边批上两个大字：“纰缪”。同时，凡作类似文章的考生统统都在被黜之列。那些被黜的时文高手很是不服，在发榜之后群聚诋斥，专门在欧阳修早朝的路上等着围攻他，更有甚者作《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宅。考场文风的变化对整个社会文风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虽然欧阳修遭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他倡导平澹典要文风的努力，不久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曾巩、苏轼、苏辙、程颢、张载、吕惠卿、曾布等人，都是经欧阳修慧眼识珠，大力提拔才脱颖而出的。因而欧阳修主考贡举的嘉祐二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有标识意义的年份，它标志着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

嘉祐二年的胜利看似偶然，其实倾注了欧阳修大半生孜孜以求的心血。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已取得很大成绩，形成散文的优良传统。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浮靡的骈俪之文又重新得势，宋初的一批士人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未能扭转文风。这一时期的“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徘优之辞。”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起领导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历史重任的。

欧阳修十多岁时，曾在随州李家存放旧书的箩筐里发现韩愈文集，文集虽已残缺不全，欧阳修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用心研读，“读而心慕焉，昼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絶驰，而追与之并”。早年对韩愈的学习和摹仿，为欧阳修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基，也为他能够创作出足以表率当时的“古文”奠定了坚实基础。韩愈文从字顺的文风，在欧阳修的散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高中科举，名重当时，他“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向慕，学之犹恐不及，使得一时文风大变，“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

欧阳修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对自己的创作一向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欧阳修自己也说过：“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他对写文章从不敢大意，“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仍然在改定过去的文字时“用思甚苦”，他的妻子说，何自苦如此，难道还要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着回答：“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欧阳修反对华而不实、繁缛堆砌的文体，但他并不一概地排斥骈文，而是努力吸收骈文长于修辞的优点，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上。实际上，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科举，也曾潜心学习骈体文，在语言文字的声律音韵方面下过很深的工夫，可谓“早工偶丽之文”，但他始终强调作文时，对题材的取舍剪裁要意深言简，有高度的概括力，在艺术表达上则要写得生动形象，于含蓄中寓有褒贬，这个原则归纳起来就是“简而有法”。

文风的变革不单纯是文体的变革，从骈体改为古文，更重要的在于内容的变革。欧阳修领导古文复兴之时，正是范仲淹等人倡导的政治革新浪潮涌动之际。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使得欧阳修的创作贯穿着古文运动的思想精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其中有二层意义，一是欧阳修主张“先道后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所谓文，必与道俱”，“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二是欧阳修把文风的变革与宣扬儒家之道联系起来，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宋仁宗景祐年间，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指出：“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葢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像其著名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等代表作即是庆历新政前后的战斗檄文。不言而喻，经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首先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表现出来的。而这一时期的政治革新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最充分的实践，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在变革文风的过程中，欧阳修不仅自己努力创作，而且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宋仁宗初期，欧阳修与“力为古文”的石介、尹洙、苏舜钦等人一道“议论当时事，迭相师友”。欧阳修平生以提拔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对于后起之秀，欧阳修不仅不嫉妒，反而为新人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在曾巩拜其为师时，欧阳修说，过其门者百千人，独于得巩为喜。后来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诗文，为其才气叹服，即赠诗以李白、韩愈来称许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更是经欧阳修的推誉而“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那种爱才、让贤之心溢于言表。欧阳修对于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后学的识拔和培育，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北宋前后相继、蔚为大观的散文创作的新面貌。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诚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