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周晓沛在2月13日《世界知识》上撰文回忆了中国与原苏联国家建交的往事。现摘编如下。

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飘扬了数十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落之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抵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商谈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规划的系统工程。

早在此一年多以前，苏联内部的离心倾向已露端倪。在变幻莫测的新形势下，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有关表态口径，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文及英文文本，代表政府签字用的授权证书等，都已准备齐全。为什么还要带上英文文本呢?主要考虑是，如果新独立的原苏联共和国不愿使用俄文，则可以英文替代。

在苏联宣布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第二天，1991年9月7日，钱其琛外长即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田曾佩副外长就抵达这些国家的首都，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他一天访问一个国家，会见其领导人，并很快签署建交公报，同时决定在三国开设大使馆。这次外交动作之神速，令国际社会瞩目，也使正在该地区企图抢占地盘的台湾方面失措。

此时，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解体，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我方有关与独立后的各国举行建交谈判的具体准备工作，亦已正式启动。原拟由主管副外长前往访问，但就在出发前夕，决定先进行经贸探路，由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率领政府代表团出访，并特批了一架波音767包机。

代表团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及部分企业家组成，共30多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些新独立国家要求同我国发展政治关系的愿望十分强烈。出访之初，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宣布承认其独立，在联系安排代表团访问日程时遇到些困难。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先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接待也很冷淡。下一步棋怎么走?代表团上下都在我驻莫斯科使馆焦急地等待着国内的指示。

12月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进行建交谈判。于是，局面一下子发生了逆转。白俄罗斯外长马上答复我们，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随时来明斯克访问。后来在1992年1月20日，白俄罗斯政府领导人访华，外长随行，双方在北京又进行了一轮会谈，最后签署了建交公报。

我们代表团在俄罗斯的访问相对比较顺利。12月27日上午，李岚清团长会见俄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了我国领导人的口信，通报了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决定，和支持俄接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立场。俄方的反应很积极，除了一再感谢外，当即安排外长宴请，并进行副外长会谈。

《会谈纪要》共有六条，俄方几乎全部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只有台湾一条，俄方提出需做些修改。俄方原则上同意中方的思想，但建议加上“俄的企业家及组织只在纯民间的基础上同台湾进行经济、科技及文化联系”。我方表示，对俄同台湾保持纯民间的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鉴于有过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访台的不愉快事件，以及俄方要加的那句话含意不甚明确，我方认为还是以不加为好。在我方坚持下，对方表示可采用苏中联合公报中有关台问题上的措辞。

28日，双方继续举行大组会谈。田曾佩副外长着重谈了台湾问题，并对官方和民间交往的界限做了详细说明。库纳泽副外长表示，理解中方在台问题上的立场。此时，已被“靠边站”的原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旁与库纳泽“咬了一下耳朵”。库纳泽的态度遂有变化，称对纪要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原则上不反对，但担心议会通不过。经田曾佩副外长反复说明，俄方最终同意回到中苏联合公报中措辞的立场。

29日，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圆满解决了中苏、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这个纪要实际上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