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离宫中。官方记载说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雍正遇刺身亡的故事。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等记载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留良文字狱于雍正六年发生。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另一子毅中斩决，孙辈发配极边为奴。传说四娘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传说四娘在吕案发生后逃亡外地，练就一身功夫潜入宫内，以飞剑砍去清帝脑袋。还有人传说除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

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没收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其妻妾子妇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土基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

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紫禁城内明令整肃，与有“亭台园林之胜”称号的圆明园根本不可比较。因此，他“自新正郊礼毕移居园宫，冬至大祀前始还大内”，“盖视大内为举行典礼之所，事毕即行，无所留恋也”。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又有人认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世宗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他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驱逐炼丹道士出宫的谕旨。

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而紧急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乾隆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否则又怎会突下逐客令?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驱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所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汉人吗?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