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之外，值得重视的论文尚有季羡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第6—19页；《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64—70页；沈尧《〈弥勒会见记〉形态分析》，载《戏剧艺术》1990年第2期，第4—12页；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第44—47页，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弥勒会见记》这一文献本身及其在维吾尔族与中国文化史中地位的认识。

　　继冯家昇先生之后，耿世民成为我国研究回鹘文文献的主将，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的研究之外，他还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华严》（《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6—90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二),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页）、吐鲁番发现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页）、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重修文殊寺碑》（《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酒泉东关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3),1986年，第95—101、123页；《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载《中国民族 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54页）和吐鲁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载《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页）等。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献，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都收藏于国内，由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鹘文古文献，系据义净译本转译而成。现存写本六种，刻本一种，计有400多叶，大多见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成为我国及国际回鹘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斯拉菲尔·玉素甫与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片断》（载《源泉》(维文)1980年第2期,第359—372页）；卡哈尔·巴拉特与迪丽达尔·买买提敏合著《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1984年第1期，第71—114页）、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片断)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1988年至1990年间，张铁山分别发表了他对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四卷第六、七、八品的研究(分别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68—76页；1988年第5期，第55—65、48页；《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97—109页)；周北川发表该经第七卷第十四品(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5—90页)。最近，艾尔肯·伊明尼牙孜·库吐鲁克又发表了《回鹘文与〈金光明经〉》（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85—193页）。

　　《阿毗达磨俱舍论》现存写本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论文中发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似与之同属一写本的文献，已由杨富学、牛汝极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一文中发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叶，见刊于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一文。

　　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也都由张铁山研究刊布（分别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文献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鹘文佛典的成果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在9-13世纪回鹘佛教兴盛的时代，信徒们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开凿洞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蔚为大观。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吐鲁番一带佛教非常兴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还留存着相当丰富的回鹘壁画，其艺术特色，在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载《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第43—48页）和任道斌《关于高昌回鹘的绘画及其特点》（载《新美术》1991年第3期，第31—40页）二文中有着精辟的论述。杨富学、赵崇民则撰文探讨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容最为丰富的第20窟的壁画与榜题（载《新疆艺术》1992年第6期，第51—56页）。

　　吐鲁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这里的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存留有与伯孜克里克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载《考古》1987年第7期，第618—623页）以及古丽比亚、柴剑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争分舍利图试析》（《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67—172页）从佛寺考古、艺术风格和壁画内容诸方面对该遗址的回鹘佛画进行了论述。

　　敦煌的回鹘佛画近来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刘玉权发表了《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和《沙州回鹘洞窟的艺术》（载《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1990年，第240—253页）二文。前者将沙州回鹘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杨富学在《论沙州回鹘王国》（英文）（载《中亚杂志》，1994年第38卷第1期，第80—107页）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牛汝极、杨富学还曾撰文《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载《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7—531页）探讨回鹘书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由于汉文史籍对回鹘佛教的记载甚为零散，故学界对回鹘佛教史的研究着力不多。耿世民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81页）、刘元春在《古代维吾尔族佛教信仰的历史概况》（载《佛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第120—124页）中对佛教在回鹘中的流播情况作了简要论述。孟凡人之《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分析了回鹘佛教的文化遗迹、经典留存情况、基本体系与特色。杨富学《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页）则全面叙述了佛教与回鹘的最初接触、盛行直到衰亡的历史。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鹘译经大师的出现。10世纪左右的回鹘胜光法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僧古萨里》（载《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第29—34页）讲述该法师的重要贡献。后来他又撰成《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6—70页）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正。近期，张羽新又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第50—59页），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依据，研究了元代回鹘佛教高僧与蒙古宫廷和西藏佛教界间的密切关系。

　　最后，应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几部专门研究回鹘佛教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专著。其一是耿世民撰写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该书分突厥回鹘历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四个章节对古代回鹘文文书作了全面介绍，佛教文献更是其中的重点。接着，杨富学、牛汝极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将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早期回鹘文文献全部译为汉语，并对沙州回鹘的佛教进行钩沉。两年后，杨富学又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收录的21篇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都与回鹘佛教有关。杨富学还于同年出版了系统研究回鹘佛教的专门著作《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分为六章，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一个世纪来回鹘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对回鹘佛教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成就却是很大的，尤其是近20年间涌现出来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前景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