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柳宗元的寓言小品也相当出色，比如，他的《三戒》、《黔之驴》、《临江之麋》等，富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读来也让人兴趣盎然。

    唐代的散文大家也是星光灿烂，还有元结、白居易、 杜牧、 李商隐等等。元结（字 次山）的《右溪记》，篇幅不大，也是很有特色的山水散文：“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涧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遗民退士之所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着。”--右溪在现在的湖南道县城西。元结在唐代宗时任过道州刺士。这篇散文十分了得，它开启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应该说是柳宗元的美学 启蒙之一。清末的古文家吴汝纶评价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值得说的，还有白居易的散文，在唐代也应有自己的地位，他写的记叙生活情趣的散文，可能是不经意为之吧，写的非常漂亮，比如《养竹记》、《草堂记》和《太湖石记》。还有 杜牧的散文和 李商隐的散文，也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美学风格，例如《阿房宫赋》，例如《 李贺小传》。唐代的散文，就文体而言，没有新的创造，思想的风采也和先秦诸子的散文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

    第五章 重“道‘的散文及含着禅意的散文

    宋代是一个很适合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宋代也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出现了各个领域里的大师人物。在思想理论界，有张载、程颢 、程颐、朱熹、陆象山等彪炳千秋的思想家；在文学领域，除了词的完善与极大的发展之外，散文也是十分兴旺发达，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有很显着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就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在文体上， 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宋史？文苑传》说：”国初，杨亿、刘筠，均袭唐人声律之体；刘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 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这段话，寥寥数语，可以说是对两宋散文的精确总结。

    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开山人物，他使沉寂了百余年的文坛再次恢复了生机，使古文的写作，有了新的活力。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的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他还开创了中国诗歌评论的一个新的形式，即”诗话“.他的《六一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有人统计，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成果斐然。他的政论文充分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优秀成分，为政治斗争服务，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他状物写景及叙事的散文摇曳生姿，从容委婉。《释秘演诗集序》、《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是这方面的佳作。欧阳修的赋也极具特色。他的《秋声赋》，采取散文句法，把秋夜写得生动可感，且变唐以来赋的”律体“为”散体“,在赋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

    欧阳修又是个博通古今的大学者。他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还自着《五代史》，后人称之《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但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散文内容充实，迂徐流畅；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又严密，语句轻快圆融而不滞涩。

    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学的永远的骄傲。他在诗、词、散文和书法、绘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很高的艺术程度。这里只说他的散文美学智慧。远的不说，中华书局在1986年出版了《苏轼文集》，共六册，字数180多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散文创作成就。

    苏轼的思想是儒、道、释三者并用，表现在散文创作上，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