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著名学者林语堂也同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他的理由与思维路向几乎与辜鸿铭相同，而且更为充分。林氏认为，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不仅在中国作家那里从来没见过雄辩的论证，就是那些传统的中国学者也“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他们至多是做笔记写写随感笔，其文章的巨大声誉的赢得则显然不是由于其逻辑论证，而是其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与“逻辑”相对立的“庸见”则更令后人赞同。中国人正是以这样的“庸见”代替了推理与演绎，因为这样的“庸见”合情合理，把事物及其相关性看作一个整体，有助于审时度势，通盘考虑，不被细节、局部所迷惑。中国人的这种对“庸见”的崇拜，形成了中国人在判断某个论点是否正确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且还诉诸“人情”或“人性”，甚至“中国人将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并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情理精神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密联系的，能更正确地理解和审时度势”。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庸之道。”而众所周知，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见势两端而用其中于道”（《尚书》），讲求合情合理而保持平衡。而自古迄今，中国人如此看重这样的中庸之道，而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和思维定势。可见，人文学者之所以否认中国古代无逻辑正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中国古代人文主义主宰一切所致，以人性之合情合理为本，遂致逻辑没有得以产生的种种精神之基础。平心而论，他们的结论相比下面将要谈到的“中国古代有逻辑”（西方狭义的传统形式逻辑）的看法倒是客观公正一些。

　　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许多学人产生了“古而有之”的消匿文化自卑感，他们无视中西传统的不同，把二者等量齐观，或合而为一，或以粗率的比附和附会求同（如梁启超、章士钊等），把中国古代名辩归为西方传统逻辑。针对这种路向，台湾学者也同样有所省察，他们认为这样做正乃“是依西洋哲学与逻辑研究之规模，来重建名学。亦即把名学视为主智的逻辑的心灵表现，认为墨家之《墨辩》，名家之惠施、公孙龙、邓析，皆具有‘纯理论的兴趣’（冯友兰语），乃‘一系相承之逻辑之发展’（牟宗三语），试图用欧西逻辑语式，来重新诠解名墨旧文。代表人物是胡适、牟宗三等”。事实上，这不仅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至今也没有摆脱这样的歧路。无论认为中国古代无逻辑还是有逻辑的学者，都注定是以西方传统的或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说作为参照系，作为谈论中国有无逻辑的基本语境。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实质，都是把西方逻辑作为全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并视之为一个普遍的唯一代表。这样，西方逻辑对于中国古代的“逻辑”来说，表面上是一个平等的“他者”，而实际上“他”是高高在上的。

　　“他”可用来“规范”中国有无逻辑，或者有什么样的逻辑。这在今天又表现为，中国逻辑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与现代西方逻辑的接轨，其“接轨”的裨仍不过是把自己逐渐变成一个“他者”，即以“他者”的类型与模样来审视自己，用他者塑造自己，而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是自己而接近于他者的“低级的”他者。而真正的比较研究，当是把自己与用来认识自己的他者都当做独立平等的对象，以确立自己不同于他者，而不是把他者作为塑造自己形象的楷模。

　　从思维的全人类性推出各民族的思维一定要经过“传统形式逻辑”的阶段（为公度性的世界标准），从而把欧洲传统形式逻辑的概念，投射到古代中国的非实体形而上学的、非对象性的、非形态性的“逻辑”（广义的）上，必然会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中国古代无逻辑，即无那种狭义的亚氏研究推论规则、规律、有效性的二值外延逻辑；另一种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结论，即认为中国古代也有狭义的逻辑（即亚氏的逻辑），并且可以与亚氏逻辑、印度因明学“三足鼎立”。这样的研究结果，从整体上讲是牵强附会的以“西”替“中”，从而把中国古代丰富的语言逻辑，重语义、语用的逻辑（广义逻辑）给简化了，并且也在根本上不合汉语言的特点。

　　虽然殷海光否认中国文化中有作为“学”而存在的逻辑学，但他却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无逻辑学的中国文化劣于有逻辑学的西方文化。在殷海光看来，任何社会文化并不一定在任何特征或层相上都较任何别的文化“领先”，因而有的文化长于此而不长于彼，有的文化长于彼而不长于此。一切从“我族中心思想”出发所持的“文化优越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自我夸耀。在殷海光看来，逻辑地抽象思维也绝非古希腊人的专利产品，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同样产生过逻辑意识。先秦名家就有雏形的逻辑思想，但是中国社会的规范特征自汉代以降，则逐渐成为文化价值的导向和主导力。于是，中国社会文化里别的文化特征的发展受到它的局限、抑制或扭曲。尤其是具有认知特征的科学与逻辑，因此而没有得到发展。然而，殷海光以狭义而又严格的西方逻辑为参照系，来裁定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传统”，却有着并没有摆脱“西方我族中心论”之嫌。但相比他的导师金岳霖先生而言，他毕竟有所超越。金先生竭力反对（从文化比较学上的）以平等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逻辑，而坚决捍卫现代西方逻辑的绝对至上性。早在本世纪40年代初，金岳霖先生就与张东荪进行了一场论战，金先生对张东荪“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的观点并没有直接地回应，他只是一味地指责张东荪根本不懂“逻辑学”（现代西方逻辑）。这场论战不仅张东荪的观点被西方逻辑优越论所淹没，而且五十多年之后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也只字未提（更何况张东荪其人在“文革”中早已含冤九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张东荪却是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之一”，他决非不懂什么是逻辑（下文可证），只是他所理解的“逻辑”与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大有不同。

　　16岁就踏上研习西方哲学与逻辑之路的张东荪，虽然也是通过研习西方文化才步入哲学之门的，然而“他虽浸淫于欧洲思想，而绝不盲从欧洲思想”，“所以他能不囿于其一家一派之说，而能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但又能机杼自出，不为西哲所俘”，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方式：打破中西之畛，贯通中西古今。他把西方哲学、西方逻辑看成是一个与中国哲学、中国名辩学地位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当作一个“对立者”。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他坚决反对时人的观点：中西文化只是古今之别而无中外之别的观点。因此他侧重从民族社会背景、文化、语言、思想范畴，尤其是从文化的全观来看中国古代的逻辑。他不但不把西方逻辑的类型视为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型，反而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张东荪指出：“现在我研究了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了，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没有‘唯一的逻辑’（Logic as 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这种主张或许对于中国的逻辑学者是一个挑战亦未可知。”关于什么是逻辑，他毫不拘泥于西方传统逻辑或现代逻辑的规定与解释，而认为逻辑就是研究“人类说话”中所有的“本然结构”。他认为不同的逻辑有四种：第一种是传统逻辑（逻辑甲）；第二种是数理逻辑（逻辑乙）；第三种是形而上学的逻辑（逻辑丙）；第四种是政治思想的逻辑（逻辑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