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50年代至今西方有关研究成果

　　50年代之后，西方有关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术界取代宗教界成为研究的主力。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吸引人们注意的问题。195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尤金·鲍德曼（Eugene P. Boardman）的《基督教对太平天国思想的影响》（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是一部很专门的著作，它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思想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有见地的讨论。

　　196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显然加强了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学界主流长期轻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现象终于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不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呼吁重视传教士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并带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开展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从那时开始，一些有份量的英文研究著作陆续问世。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著作进行一些说明。

　　在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论文集中，有两部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有关。一部是费正清主编的《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年出版。费正清的导言和该论文集中几篇讨论对华传教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文章，可以给读者带来多方位的视野。其中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目的与手段》一文，就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西冲突的态度，作了出色的研究。另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论文集《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著述》（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由巴奈特（Suzanne W. Barnett）与费正清共同主编。这部论文集的特色在于，各位作者利用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原美部会图书中的一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研究他们的活动与思想，其中讨论米怜、裨治文、郭士立等的中文著述的几篇论文，很值得重视。

　　197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艾尔斯沃思·卡尔森（Ellsworth Carlson）的专著《福州教士》（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这部著作以西文档案资料与中文资料相结合，研究福州开埠前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医疗文化事业及其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冲突，是一部研究单独一个口岸的传教活动的力作。加拿大学者布里安·哈里森（Brian Harrison）在1979年出版的《等待中国：马六甲英华书院，1818–1843》(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则属于另一个类型。它集中探讨早期新教传教士开办的教育机构–英华书院，是迄今为止研究英华书院历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利用了与该书院有关的大量档案资料（伦敦会档案），从而使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70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加强对传教士的个案研究。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研究美国浸礼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马格丽特·寇林（Margaret M. Coughlin）的《叔未士与罗孝全》（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是197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乔治·普鲁德（George B. Pruder）的《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Issachar J.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则是1977年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博士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在于利用了美国浸礼会的档案材料，揭示了与叔未士和罗孝全有关的史实，其中部分材料是无法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因此他们所论述的事实有很多是鲜为人知的。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利克（Edward V. Gulick）所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t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是迄今关于美国传教士、外交家伯驾的最详细的个人传记，同时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出色著作。该书最明显的价值，在于作者利用了美国政府档案、收藏于耶鲁大学的伯驾个人档案和美部会档案作为研究材料，从而在具体事实的阐述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英国学者关于本课题的现代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1985年，卡尔·史密斯（Carl T. Smith）出版了《中国基督徒：精英分子、中间人与香港教会》（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书。这部著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在香港的活动，及其在若干方面的影响，都作了比较独到的讨论，特别是对中国基督徒和与传教士有关的人物的研究，在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有深度的尝试。该书揭示的有些事实，是其他著作所没有提及的。

　　近期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著作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慕瑞·鲁宾斯坦（Murray A. Rubinstein）的著作《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这部著作于1996年出版，是作者长期研究的一项成果。他对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在中国（广州–澳门地区）的传教活动做了很详细的探讨，在对这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的研究方面，超过了迄今所有的著作。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档案作了比较透彻的考察，使该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作者采用了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比较少见的类似于编年史的体裁；三是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重视探讨伦敦会传教士与美部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的关系。由于作者基本上将重点放在传教史的研究方面，又采取按年月叙述的方式，因此对传教士其他方面的活动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档案资料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利用不多，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以外的其他传教士，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可以集中精力对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的活动进行研究。

　　同年出版的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书，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叙述。裴士丹（Daniel H. Bays）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从十八世纪到现在》（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也在这一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尝试在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思想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以新的视野进行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其中杰茜·卢兹（Jessie G. Lutz 中文名鲁珍希）和雷伊·卢兹(Ray Lutz)的《郭士立的本土化之路：福汉会》一文，是笔者所见讨论福汉会的始末和内幕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最近，这两位学者又出版了他们的新著《客家人面对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1850–1900）一书。这部著作利用国内学者难以接触的许多史料，如巴色会档案等，就19世纪后期新教在客家地区传播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具学术价值的是8个客家新教徒的个人传记，其中几人如戴文光等，与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士立、韩山文、黎力基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部新著的意义在于，它在早期华人教徒研究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从以上所述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界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均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总的来说，欧美学术界因各种优势，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大，在进行专题研究方面尤为如此。当我们探讨新教在华传播早期历史时，可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但以往的研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在笔者看来，问题主要在于：各种论著对于这段时期新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整体情势和演变趋势还没有作出清楚的说明；对新教传教士所开办的各项事业的研究与了解，还局限于片段的或局部的了解；对这些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演变过程中思想与活动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对他们文化活动的思想背景，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他们文化活动的一些具体方面，研究也不充分。对这些问题，均应认真加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