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历史研究

　　关于密法正式传入西藏和藏密形成的时间，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仍无比较一致的意见，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认为，密法始传于4世纪，藏密形成于9世纪；另一种坚持7世纪和11世纪；还有一种认为，8世纪莲花生等人入藏，标志着密法正式传入。12世纪教派陆续创立，标志着藏密的形成。这些观点散见于各种藏汉文佛教史籍中，没有专题论文可籍参考。从学术角度来看，第三种观点比较可信。藏密的形成，标志了译介、改造印度密教以及与西藏传统文化相融合时期的结束。

　　关于藏密历史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在整个藏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一辈藏族学者的研究局限性很大，他们站在佛教正统立场上看问题，往往赋予历史许多神话色彩，缺乏客观叙述，影响了本世纪早期的研究。他们对于一些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神化解释，很少进行考证和澄清。但是个别方面有新的突破，尤其对年代做了详细考证。刘锐之的《密乘源流简述》(《现代佛教学术丛刊》74 )客观地介绍和评述了金刚乘密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密法勃兴于波罗王朝，达摩波罗王时，重建欧丹富多梨寺，新建毗玖罗摩尸罗 (超严寺)，夺那烂陀之席，蔚为最高学府，主弘密乘，学者辈出。其中萨罗诃主弘“佛顶”，鲁耶波主弘“遍行瑜伽母法”，婆婆钵主弘“喜金刚法”。此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及对人物的正确评价，提出了历代波罗王朝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广采博搜，介绍超严寺各位大德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传的主要密法，深刻分析了藏密的特点。

　　谈延祚的《西藏密宗编年》，用编年体记述了上至3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下到本世纪60 年代，时间跨度1700年的藏密兴衰史，涉及印度密教源流，藏密的形成、流派，向外传播及重要人物等，内容极为丰富。他认为波罗王朝初期，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斗争中，密教由隐密而显扬。从7世纪至12世纪，是密宗大师活跃的年代，“正由于密宗的起而对抗，才形成500年偏安之局。直至回教军队势力深入，密宗大师因政治因素纷纷避地。”关于藏密 (无上瑜伽密法)传入中原的时间，作者确定为元代。历经明、清，藏密在历朝统治阶级中间流播，民间不得与闻。清代鼎革，自普仁、多杰觉波、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贡噶上师等相继行化汉土，使藏密在汉地民间一时大盛，一时间修持、研究者涌现，但存在着理论与修持严重脱节的缺点，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藏密走过的基本历程和发展线索。当然书中的有些年代和观点还可以商榷。

　　黄心川先生是著名的东方哲学专家，他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在《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文中，深刻论述了印度密教从“杂密”经“纯密”、“左道密教”、“金刚乘”到“时轮教”的发展过程。在论及藏地密教时，提出了“印度密教与西藏密教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在某一个时期还是同步的”观点，强调西藏密教为印度佛教的延伸部分。文字精炼，条理精晰，为学界所重。李冀诚的《西藏佛教密宗》(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一书是以藏密为全书重点和核心的通俗性著作，对西藏佛教密宗的发展，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作者早年深入西藏调查，长期从事研究藏传佛教，对藏密有较深的了解。认为密教兴起于佛寂后千余年的大乘佛教晚期。大乘佛教兴起后，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转而引进世俗的咒法观念，渐将真言、密咒佛教化。密教传入西藏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藏密”。他与丁明夷合著的《佛教密教百问》，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有关藏密的基本知识，深受读者的欢迎。李冀诚与许得存编著的《西藏佛教诸派宗义》分述了大圆满、大手印、道果以及其它密法源流和基本思想。刘立千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 (民族出版社，1997年)一书，在概述宁玛、噶举、萨迦、觉囊、格鲁等教派史的同时，对它们所修持的密法做了通俗的阐释，对藏传佛教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李冀诚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西藏佛教密宗概述》 (1989年，第1期)一文，从印度密教的形成和兴衰，传入西藏的年代，藏密源流、藏密典籍、藏密义理、修习组织、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叙述，认为藏密发展了印度密教，具有自己的传承，“ 在所重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神祇供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点。”此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公觉旦增的《〈续部秘密藏〉所讲基道果之含意略谈》(藏文，《西藏佛教》1995年，第1期)、巴第·巴桑旺堆的《神奇的西藏密宗》《 (西藏民俗》，1995年，第2期)，高禾夫、李冀诚、林崇安的《密宗的传承及其发展》等。

　　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尕藏加的《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一书，对藏密中的大圆满、大手印、声密等密法理论做了分析和论述，介绍了藏密重要典籍及各种法器、本尊神。李冀诚评论说：“该书是我国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一项突破性的新成果。”索南才让(汉名许得存)的《西藏密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近年来国内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藏传密教的学术专著。书中充分利用藏文资料和中外学术界的科研成果，用新方法梳理了西藏密教的发展；详细考察了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深刻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密典和流派思想特点；介绍了各种仪轨、制度以及向外传播的原因，寻源究委，线索清楚，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在整体上突破了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把藏传密教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石世梁的《佛教密宗释论》 (《西藏研究》1988年，第3、4期；1989年，第1期)一文，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密教在印度、中国、日本的形成和发展，对密教四部提出了看法。他在《金刚乘佛教的几点质疑》(《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一文中，分析了毗娄与《时轮根本续》、毗畦巴与《阎摩德迦续》的关系，提出了金刚乘佛教源于民间，那若巴晚生于玛尔巴的观点。南怀瑾的《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简述》 (《菩提树》81期，1959年)从文化史角度，简述西藏佛教诸派及其特点。转愚在《佛化新闻》上发表了《西藏密教概述》 (第25期，1942年)。此外，在《狮子吼》、《海潮音》、《菩提树》和《内明》等刊物上，也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章， 反映了港台地区藏密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在大陆，法尊、张建木等人撰文，则从宏观上把握藏密，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