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世纪40年代前西方学术界、宗教界有关研究成果

　　与中国同行相比，西方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对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研究，则起步较早，而且论著较多。据笔者所见所知，已出版的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英文资料和著作（含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数量约在800到1000种之间，此外还有大量的论文。这里仅略作述评。

　　最早撰写著作和文章叙述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是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1819年，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个来中国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史》（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书中 1812年之前的部分，由马礼逊提供初稿，米怜负责其余的部分。该书既是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按时间顺序，比较详尽地叙述了1819年之前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在广州、马六甲等地活动的情况，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主要是马礼逊和米怜自己的部分书信、日记，以及一些统计资料，成为现代研究者很珍视的资料来源。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1833年出版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在其开头的部分，对他自己早年的经历和伦敦会传教士在广州和南洋的活动，都作了简要的叙述，其中关于他本人的情况的说明，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该书末尾有一部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再次对新教传教士的情况有所议论。他在次年出版的《中国简史》（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的下卷，有20多页的篇幅概述该书出版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经过。他在1838出版的《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一书讨论中国宗教的一章中，简略地马礼逊、米怜、麦都思以及他自己的活动。

　　在米怜之后比较详细地介绍早期新教传教士活动的是麦都思(W. H. Medhurst)。他在1838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中国：现状与未来》（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叙述新教传教士（以伦敦会为主，含美部会）在广州、澳门和南洋华人居留地的活动，以及他本人和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1835年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的过程。由于所述内容大多与他本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该书的有些章节可以作为研究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第一手资料。

　　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是又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新教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他在1849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以近百页的篇幅，对景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概括的论述。由于写作的时代较后，卫三畏对鸦片战争后新教在新的通商口岸的立足和发展的过程，也有所叙述。作者是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中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许多事件，因此，他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可以依据或参考的。

　　除以上著作外，《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还发表了多篇叙述早期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文章，而作者也都是传教士。在这些文章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礼华(W. M. Lowrie)的《中国大地：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考察》，是比较全面的论述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系列论文，分5个部分在该刊第13卷连载。作者虽没有提供太多的资料，但他对新教与天主教在对华传教问题上的关系的议论，可以透露鸦片战争前后这两大基督教派别在中国的矛盾与冲突。卫三畏在该刊的最后一号，发表了他整理的1851年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比较完整的名单（含在南洋华人居留地活动的传教士），并在名单后附有一篇长文，回顾各口岸新教传教活动的历程，着重叙述其“现状”。这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此外，雅裨理(David Abeel)、波罗满(Polhman)、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人还在该刊分别发表了介绍厦门、上海等地新教传教士活动情况的文章。

　　在《中国丛报》发行的同时和停刊以后，还有一些英文刊物刊登与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有关的文章，如在英美发行的《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传教先驱》（Missionary Herald）、《浸会传教杂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中国传教呼声》（China Mission Advocate）等，以及在中国发行的《中日丛报》（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等，都刊登过有关这段历史的回顾性的文章、总结报告和个人传记资料。虽然这些文章大多为一般性描述和纪念性文字，但从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和资料。

　　1861年，英国伦敦会派出的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版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一书。这是作者主要依据亲身经历、参考其他资料写成的，以新教早期在华医务传道事业为主、兼及新教传教士其他活动的资料性著作。该书对新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前20余年的历史，包括各地传教医院开办和延续的具体过程，均有比较可信的记述，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和数据，可以弥补其他有关史料的不足。

　　186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所编《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这部著作是1867年前所有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传记资料的汇集，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每一篇传记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个部分是传教士的小传，叙述其生平与主要活动；后一个部分是该传教士的中、外文著作目录，附有简要的内容介绍。这种特征，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研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很重要的工具书。由于其搜罗大致完备，保存的资料相当丰富，现已被有些研究者视为第一手的资料来源。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该书在具体史实的叙述、介绍方面也有一些错漏之处，使用时须参考其他资料。

　　此后，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所出版的报告，都有一些回顾性的文字涉及新教在华传教的早期阶段。但在《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出版后的40年中，没有专门的著作出现。1907年，即马礼逊来华100周年之际，在华各新教教派供稿、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Being the Centu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这部著作由各来华新教教派的活动历史、发展经过、教务现状、所办事业、有关统计资料等内容构成，各教派的资料分开独立编排，自成一体，书后还附有英国与海外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爱尔兰圣经会在华传教活动的资料，以及早期传教士所开办的一些文化事业，如马礼逊教育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的资料和文献。因此，这部著作也是很有价值的工具性书籍，它侧重于传教团体的整体情况的描述、介绍，与以个人传记资料为主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可以相互参证、补充。

　　1922年，由“中华续行委办会”主持、美国传教士司德敷主编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调查中国基督教（新教）在华事业和活动状况的、经过整理的记录，是新教各教派在中国各地势力、所办事业和活动历史的资料汇集，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调查报告，均有追溯新教势力在这些地区早期活动的内容。由于它的编写时间在《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之后，又按中国行政区域划分调查的范围，故既可提供清末民初时期的新教活动状况，又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新教在华势力。应当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统计数字，虽然是比较珍贵的史料，但有些是不太完备的，在讨论具体问题时，须参照其他资料加以订正。

　　在这前后，英美宗教界关于早期在华新教传教运动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于上文所说的“教会修史”的阶段，其承担者一般与在华新教团体或其国内差会有关。由于种类较多，这里只将与本文有关的数种罗列如下：

　　蒂芙林顿（S. B. Tifferington）：《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在华传教史》(History of Our Baptist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出版。该书记载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北方差会在华活动史。

　　阿米特·里奇蒙（Armette B. Richmond ）：《美国圣公会在中国》（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1907年出版。

　　丽达·耶士谟（Lida S. Ashmore）：《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华南传教六十年史》（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i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1920年出版。本书较蒂芙林顿详细。

　　马格丽特·莱基（Margaret McKae Lachey）：《“同工事神”：美南浸信会在华传教活动研究》(“Laborers Together”: A Study of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s in China)，1921年出版。

　　海瑞特·诺伊丝（Harriet N. Noyes）：《美国长老会华南传教史》（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1845–1920），1927年出版。

　　力维弢（Walter N. lacy）：《美以美会在华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1948年出版。

　　杰拉尔德·德炯（Gerald De Joung）：《归正会在华传教史 1842–1891》（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1992年出版。

　　除以上笔者经眼的著作外，也许还有可以归入“教会修史”这一范畴的著述。这些著作具有和上文提到的中文著作相似的特征。大部分都很简略，特别是对各差会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对现代研究者来说不太方便的是，它们一般都不提供资料来源，从而难以准确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不过，它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当代学者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德炯的《归正会在华传教史》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它是一部资料详瞻、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归正会档案和报刊资料，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由于该书的出版，美国归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说得到了很透彻的专门研究。

　　在20世纪前期，也有一些专业的学术研究性著作问世。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巨著《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这部长达900余页的著作出版于1929年，内容为，从唐代到1920年代基督教各大派别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在中国活动的开端和初期发展，该书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予以叙述，描述了新教在华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并能提供一些数字和细节，所引用的资料也可以为研究者指引深入探讨的路径。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该书无法超越一般性陈述而进入具体问题的探究，有些叙述也不准确。

　　传教士的传记也开始陆续出版。在早期传教士中，马礼逊在最受重视的一位，据笔者所见，他的传记在10种以上。其中英国内地会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写的《马礼逊，一位宗师》（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是质量较高的一种。该书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1956年由简又文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书名为《传教伟人马礼逊》。1931年，麦沾恩所著的《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也由胡簪云翻译，上海广学会出版。赫尔曼·施莱特（Herman Schlyter）所著德文《郭士立的在华传教事业》（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在1946年问世。这也是至今最有份量的郭士立个人传记，其特色在于，它对郭士立的生平和活动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资料方面，该书利用了很多档案材料和其他德文资料。

　　在40年代，有两部与中国教会教育有关的著作出版。一是玛丽·安德森（Mary R. Anderson）的《华南地区新教教会女子学校研究》（A Cycle in the Celestial Kingdom or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1827 to Japanese Invasion）。这部专门研究华南地区新教女子教育的专著于1943年出版，书中征引的各类第一手资料堪称丰富，对华南教会女子教育的早期渊源和在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流变，均作了切实的论述。该书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后40年的新教传教士从事的女子教育活动的内容并不多，但因其征引了比较难以寻觅的资料，故笔者对这部分内容还是予以重视的。另一部是郭爱理（Alice Gregg）的《中国与教育自治》（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出版于1946年，论述自马礼逊来华至抗战爆发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所办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