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在北宋时创建理学。由于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反复斗争，程学与王学也随之几经兴废。北宋末年，蔡京当权，标榜王学，禁止程学。北宋灭亡，高宗南迁，保守派指责王学误国，但玉学在太学生中仍有广泛的影响。秦桧初入相，起用程颐弟子胡安国，为高宗讲经学，程学因而复兴。胡安国讲《春秋》（王安石不讲《春秋》，斥为“断烂朝报”），著《春秋传》，提倡“尊王攘夷”，以适应高宗建国抗金的需要，又提倡节义，阐发“兵权不可假人”，以适应高宗箝制大将，限制作战的需要。赵鼎、张浚为相，极力排抑王学。一一三八年（绍兴八年），秦桧再入相，程学与王学并用，被指为“阴祐王学”。一一四五年，高宗明令各地学官黜程学。秦桧死后，高宗又取消对学术的限制，取士不拘程、王一家之说。

　　理学传到朱熹，才取代王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一一三○——一二○○年），徽州婺源人。朱熹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但在社会上讲学授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熹死后，他的著作和学说，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以后，朱学也一直成为理学的正统。朱嘉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北宋诸家学说，综合条贯，因而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学说的主要部分多是直接承继二程，后世往往程、朱并称，号为程朱理学。

　　朱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许多领域。主要内容在于三个方面：（一）哲学义理；（二）伦理纲常；（三）学术著述。朱熹学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伦常。

　　一、哲学义理。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认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语类》卷一）。朱嘉也承认“气”的概念，但认为理在气之先，气依理而存在，但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语类》卷一）。这近似于佛教华严宗所说理与事是“能依”与“所依”的关系：“事既揽理成，遂令事相皆尽，唯一真理平奇显观”（《华严经·发菩提心章》，《大正藏》卷九五）。朱熹也接受了“太极”说，但认为太极并非“有个光明闪烁底事物在那里”，而只是万物之理的总称。他说：“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图说》）又说：“万物各有享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人人各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大地万物总的说来都是一个理，但又分别体现在每个人或物上。

　　这被称为“理一分殊”。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继承周敦颐、邵雍等人的论说，也采择了华严宗的“一多相摄”说（《华严经旨归》）和所谓“月印万川”说（《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宋代理学家以反佛为己任，朱熹讳言佛学，但他的学说却是明显地吸取了佛教的许多内容。

　　朱熹关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学说，继承了邵雍、二程、张载以至王安石等人关于“一分为二”“有对”“有耦”等论点，又有所发展。朱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六），“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语类》卷六十五）。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类》卷六十七）。朱熹发挥了张载“两故化”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并进而指出二者并非并立，而是总有一方处于“胜”的地位。他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五十三）。又说：“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语类》卷六十五）。朱熹关于事物发展的论述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他的二者不并立、一方胜一方之说，为维护封建伦常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也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说。朱熹认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天理与人欲也是对立的两方。因此，两者“不容并立”（《孟子·膝文公上》注），“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语类》卷十三）。“存天理，去人欲”即以天理战胜人欲。存天理的途径，朱熹仍宗二程所说的“格物致知”和“主敬”。他认为“天理”和“天命”不同，天理是主宰一切的，但又是可知的。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人们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便可以“致知”“穷理”。朱熹继承张载、程颐的气质说，认为“人性本明”，因为人的气禀有昏明清浊的差异，从而产生人性的善恶。去人欲如同使宝珠除去污秽的溷水，“宝珠依旧自明”。因此，必须克去私欲才能尽性穷理，使“天理常明”。朱熹曾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语类》卷十二）“穷理”“克欲”构成朱熹全部学说的核心，贯穿在他对经学的注疏和讲解之中。

　　二、伦理纲常。孔予所创原始儒学，已着重于伦理及为人处世之道。西汉今文经学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宣扬“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宋代社会经济关系重新组合，重建伦理纲常，成为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因而也成为理学的主要内容。三纲五常之说，经朱熹着力发挥，才逐渐形成后世封建制度的支柱。这是由于朱熹一方面把传统的三纲加以理论化，一方面又予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朱熹从他的“理在事先”的哲学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十四）。依据他的“阳胜阴”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都必须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统治和如何接受统治的理。战国以来，儒、道、法诸家学说曾先后为统治者所提倡，以讲求统治的方术。程朱理学不仅讲论统治之道，而且还着重阐扬被统治的“理”，即诱导人们自觉地服从统治。“事亲须是孝”，“事君须是忠”，妻子须服从丈夫，并且要“从一而终”，终身守节。事亲、事君、事夫之道都是一个天理。如果不合其道，便是由于人欲的蒙蔽，须要“克欲”“穷理”。西周以来，国家政权曾被家族化。国王是上天之子，又是臣民的君父。在朱熹的学说中，家族又被政权化。父子、夫妇以至兄弟之间，都是“尊卑上下”的统治关系。“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容并也”。家族的族长和家长，则统治整个的家族。“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语类》卷六十七）。朱熹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依据，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每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以达到自愿服从。

　　与其他理学家不同，朱熹十分重视他的学说的普及和通俗化。这是朱学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程颐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熹著《四书集注》，采择理学家中与己意相合的论说，加入自己的比较通俗浅近的注释，使理学借四书而得以传播。《四书集注》曾得到理宗的大力推崇。直到明清两代，仍是最为流行的文士必读之书。朱熹极为重视少年的教育，著《小学集注》，收集《礼记》、《曲礼》、《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三纲五常的说教，编为《内篇》四卷（《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又取古近人的所谓“嘉言”‘善行”编为《外篇》两卷，全书合共六卷。朱熹在注释中予以解说发挥，教育青少年遵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确定自己的言行。又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供儿童学习。在《须知》中，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酒扫涓洁、读书写字，直到杂细事宜，都作了极其烦琐的具体规定。如讲穿衣服要“颈紧、腰紧、脚紧”。谈话“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警声响”。“凡侍长者之侧，必正立拱手”，“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以至“凡如厕，必去外衣。下，必盥手”等等。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有具体的规定，以符合“尊卑上下”的“天理”。朱熹曾说，要使人们从小时即养成“圣贤坯模”，即不只从思想上而且从日常行动上，自幼便完全纳入“理”的框子之中。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正心诚意”地“修身”，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自然也就家齐、国治、天下平了。

　　在朱熹关于三纲五常的说教中，还着重论述了“夫为妻纲”、“男尊女卑”，提倡对妇女的教育。妇女在家要读《论语》、《孝经》，还要学习班昭的《女诫》和司马光所写的《家范》。依据阳胜阴的理论，夫妇男女只能是主从关系。妇女要恪守《仪礼》和《周礼》所说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德、言、容、功）。妻子对丈夫要绝对服从，丈夫对妻于可依“七出”之条体妻、离弃。妇女则不能改嫁。唐代以至北宋，妇女改嫁，本来是社会上习见的事。二程提出妇女不得改嫁。有人问：男子再娶，也不合礼么？程颐回答说：“大夫以上至于天子，自有嫔妃妾小，不需再娶。大夫以下，为了侍奉公婆和主内事，不得已再娶”（《遗书》卷二十二）。朱熹认为，二程提出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改易。朱熹还认为男女婚姻是“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始，必须以“礼律之文”加以限制。他在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贫民婚娶，不拘聘礼，自行结合，称为“引伴”。朱熹下令禁止，并申奏朝廷，请颁“婚娶仪式”严加约束。他认为同安县民“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朱熹还下令妇女出门必须用花中兜面，只留孔隙看路。后人因称这兜中为“文公兜”（朱熹谥文公）。又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朱熹强化三纲使妇女更加卑贱无权，备受压迫。

　　三、学术著述。朱熹一生著述繁富，这使他在学术界获得较高的声望，因而也便利了他的学说的传布。在经学方面，著有《易本义》、《诗集传》、《论孟集义》、《孝经刊误》等多种。历史方面，有《通鉴纲目》。文学方面有《楚辞集注》。朱熹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作了许多注解和编纂的工作。如《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正蒙解》以及《谢上蔡语录》、《延平（李侗）问答》、《近思录》、《程氏遗书》等，又作《伊洛渊源录》，说明程学渊源。朱熹本人的讲学言论和平日写作的文稿，由后人编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传世。朱熹在世时，著名的弟子有蔡元定、蔡沈父子，陈淳和朱熹婿黄斡等人，各有著述，传播朱学。

　　陆九渊——和朱熹约略同时，陆九渊创立了与朱熹对立的学派，号为“心学”。陆九渊，字子静（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年），江西抚州人，孝宗时举进士，曾任主簿、国子正等职，政治上并不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他在白麓洞讲学授徒，融合孟子学说与佛教禅宗的思辨，独立形成所谓“心学”。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说，又汲取禅宗“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等论点，反驳朱熹的“天理”说，认为“心即是理”。他说：“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又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道理无奇特，乃人心所固有者。”“理”不是外在的，而是在我心中。因此，不须去“穷理”，而只须“明心。” 他指责“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又指责朱熹解《尚书》“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以为“此说非是”。陆九渊认为“心一也，人安有二心？”心只有一个，理也只有一个，“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他因此反对程朱的“惩忿窒欲”，但也认为物欲可以蒙蔽本心，因而要“存心”“养心”，即须“寡欲”和“剥落”，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欲去，心自存矣”（《全集》卷三十二）。去欲存心的方法，则在于“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全集》卷三十四）。通过“自反”、“自省”，使心地清明，即是“圣人”。陆九渊由此发展到教人“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即日夜闭目静坐“养心”。据说他自己曾习此半月，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这种修养方法，已近于禅宗的顿悟成佛。陆九渊的“心学”被朱熹指为“禅家之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陆学创建后，一度成为与朱学并立的有影响的学派。朱陆两家曾进行过两次学术上的辩论。一次是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朱熹与陆九渊同到信州鹅湖寺面议。陆九渊兄陆九龄和浙东的吕祖谦等都参加了这次辩论。争论的主题，是所谓“教人”之法。陆九渊历来主张用“易知易从”的简易方法发明本心，以立“根本”，甚至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因此，他在会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则主张读书格物“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陆九渊则指责朱学烦琐支离，作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全集》卷二十五）。第二次是在淳熙十四年至十六年之间。辩论主要是通过文字往返。陆九渊提出《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作，认为“太极”之上不能再有“无极”。朱熹则以为“无极”是“万化根本”。朱陆两学派集会辩论，以传播各自的主张，这种方法显然也是受到了佛教论辩的影响。鹅湖之会由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事件。

　　朱陆的分歧，基本在于“天理”与“人心”，即宇宙万物的发展是取决于外在的抽象的“天理”，还是内在的人心（思想）。这在哲学上当然有明显的不同，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朱陆又并无根本的歧异。因为他们所说的“天理”或“本心”，实际的内容都是封建伦常，即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所争论的教人之法虽有不同，但目的也都在于要人们“去人欲”或“剥落物欲”以达到自觉地服从封建伦常的统治。陆九渊曾据《尚书·洪范》论述“皇极”（皇权）和“彝伦”（伦常），是“终古不易”、“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他在五十三岁时，奉诏知荆门军，整顿地主武装，捕杀逃户流民。在上元节向吏民六百多人讲演心学，说君臣上下是“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固然者”，“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所谓“心正”，“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圣贤之训，不畔君师之教”。若能安心贫贱，“家或不富，此心实富”。清初，黄宗羲编著《宋元学案》论朱陆异同，说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盂，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宗羲触及朱、陆学说的实质，评语是恰当的。

　　在朱、陆两说流行的同时，浙江东部一带，又有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人，各倡一说，与朱学相对立。

　　陈亮——陈亮，字同父（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年），婺州永康人。在孝宗朝三次上书，力主抗战，三次被诬陷下狱（详见本书第五册）。陈亮因主抗战而研究军事，提出许多杰出的军事思想。在政治和哲学上，则反对理学或道学。就所谓“王霸义利之辨”，与朱熹展开了争论。

　　“存天理，去人欲”是程朱理学的基本主张。陈亮则针锋相对地主张“事功”，提出“功利之学”以对抗“性命义理之学”。他指责道学儒生“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戊申再上孝宗书》）。他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陈亮反对朱熹的“理在事先”的天理论，以为“道”在日常事物之中，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经书发题·诗经》），“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经书发题·书经》）。他因而也反对“天命之性”和“正心诚意”的“修身”之论，认为人是在实际行动中锻炼而成，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乙巳春《与朱元晦书》）。又说：“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癸卯通书》）。所以，他在上孝宗书中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一一八五年以后的三年间，陈亮与朱熹在往来通信中，就“王霸义利”，结合历史观反复展开辩论。朱熹宣布夏、商、周三代是合于“天理”的“王道”时代，以后一千五百年间，都是“人欲流行”的“霸道”时代，“有限皆盲”，一片黑暗。“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陈亮反驳说，如果是这样，千五百年之间“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说：“使千五百年间成一大空阔，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指朱熹），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陈亮在辩论中还尖锐地批评朱熹，说“而一世之自号开眼者正使眼无翳，眼光亦三平二满，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长在乎？”朱熹认为汉唐时代“并无些子本领”，“全体只在利欲上”。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书》），是有“大功大德”于天下。陈亮进而明确指出：“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次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实际上是对理学义理至上论的一次最直接了当的冲击。陈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曾指责时弊：“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陈亮自己也正因为是多有奇论的伟才，因而平生不得见用。但他生活在“文恬武嬉”、“熟烂委靡”的士风之中，力持主战之论，力辟性命义理的空谈，独立不倚，一往无前，确是“足为一世之豪”。他著《酌古论》论军事，颇多创见，文章诗词也为一时上品，但在哲学上主要是在议论时事和往来书札中表述了他的“事功”之论，而并没有写成系统的著述。

　　叶适——与陈亮同时代而稍晚的叶适，字正则（一一五○——一二二三年），温州永嘉人，学者称水心先生。陈亮号为“永康学派”，叶适则号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创始于道学家薛季宣、郑伯熊等人，经陈傅良至叶适而完成。叶适早年在孝宗朝任太常博士，曾在朝廷的斗争中为朱熹道学进言。但叶适始终力主抗金，宁宗朝韩托胄出兵北伐，叶适出知建康府，领兵作战。韩托胄败后，叶适以“附会用兵”的罪名，被免官家居。叶适经历了反复的斗争实践，在学术上逐渐摒弃道学的空谈心性，形成自己的学说。在叶适的著述中，前后的论说多有不同。晚年家居著《习学记言序日》，才使论说成熟，成一家言。永嘉学派应以叶适为主。代表叶适学说的著作应是《习学记言序目》。

　　叶适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是提倡功利而反对空谈。他在孝宗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的《廷对》中，曾认为“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霸）之政，与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别集》卷九）。在此前后，他还在《进卷·管子》篇中，指责管仲“以利为实，以义为名”（《别集》卷六）。但在晚年所著《习学记言》中，则变而为倡言功利，与前说完全不同。这显然是由于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在学术上也重又做了新的探索。朱熹、陆九渊都标榜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在《习学纪言》中十分明确地写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卷二三）。不计功利而讲道义，只是无用的空话。因此，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使利与义统一。这一观点显然和“存天理，去人欲”、“主静无欲”之说直接对立。叶适明确地反对“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卷二），又说：“生即动，何有于静？”（卷八）认为《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错误的。

　　叶适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了“道”和“物”的关系。他反对程朱的“理在事先”说，而认为“道在物中”。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物”，人本身也是“物”的一种。他说：“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卷四七）。又说：“物之所在，道即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卷四七）。因此，他又认为“致知”是依靠“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相配合，“自外入以成其内”。道和义理的认识也都要由事物来检验。“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别集》卷五），“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九）。叶适也公开反驳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关于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等等说法，认为是“转相夸授，自贻蒙蔽”。他解释宇宙的构成是由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物组合，八物即是八卦的依据。叶适企图从物质上说明宇宙，但他却拘守“五行八卦”之说，认为“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无疑矣。”（《记言》卷十六）叶适对陈亮颇为推重。陈亮死后，他曾作祭文哀悼，又为陈亮作墓志铭，为《龙川集》作序。叶适的功利学说当然会受到陈亮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哲学上的论说，却比陈亮更为丰富和深刻。

　　叶适的著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对儒家的经书以至后人的经学、哲学著述，作了大量的评论。叶适认为三代以后，即“道德败坏，而义利不并立”。学者中他只推尊孔子，以为谈义理必须以孔子语为准的。经书中他只推重《周礼》，而认为《诗》《书》“最为入道之害”。叶适激烈批评子思、孟子学派的“尽心知性”说，认为周公、孔子是“以道为止”，思、盂是“以道为始”。他还批评荀子是“乖错不合于道”，老子是“以有为无”，庄子是不理“事物之情”。管子是“浅鄙无稽”，成为申、韩的先驱。法家申、韩和商鞅、李斯的学说，是使“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后世君主所谓“杂用王霸”，实际上是以“王道儒术缘饰申、韩之治”。陈亮惟重汉唐，以为君主有“拯民之志”，叶适则认为：“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记言》卷三八）叶适在他的多种评论中贯串着“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他的政治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卷二九）。

　　叶适对北宋的道学家周、邵、二程、张载都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指出邵雍之学是“荒诞无稽”。周、张、二程发明子思、盂子的“新说奇论”，是使思、盂学派的过失更加发展。他们出入于佛老而误解《易经》，虽然表面上攻斥佛老，实际上是“尽用老、佛之学”。他还指出：“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他认为“学修而后道积”，只能“以学致道”，而不能“以道致学”。叶适对北宋道学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朱熹学的批评，但在他的著述中并未指名同时代的朱熹。朱熹则对叶适的永嘉学派多所指责，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二二）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叶适的学说曾一时与朱、陆并立，比永康学派具有更大的思想影响。

　　和朱、陆、陈、叶约略同时而有影响的学者，还有张栻和吕祖谦。

　　张栻——张栻，字敬夫，汉州绵竹人，是南宋名臣张浚之子，学者称南轩先生。早年从胡安国之子胡宏研习程学。孝宗朝曾为吏部侍郎兼侍讲，出知袁州，擢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在任内曾严厉镇压反抗的人民。张栻讲授《论语》、《孟子》、《诗》、《书》，自成一学派，但基本上仍是二程的理学。张栻早年信奉胡宏的学说，曾怀疑孟子的性善论，而吸取告子的“生之谓性”说，但后来又转而崇信孟子，认为“人生性无不善”（《南轩文集》卷十三）。所以，张栻死后（一一八○年死），朱熹编集他的遗作，只取“晚岁之意”，而不取“早年未定之论”（《南轩文集序》）。

　　张栻学派的特征，是极力提倡“义利之辨”，而反对功利之说。张栻在答朱熹的信中说：“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未”（《南轩文集》卷一）。他认为功利之说行，必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以致亡国。朱熹因而称赞张栻胸中“无一毫功利之杂”。张栻在经学和哲学上，并无多少建树，但由于与朱熹同宗程学，反对功利，一时颇有影响。

　　吕祖谦——委州吕祖谦，字伯恭，与朱、陆同时，曾参与鹅湖之会。孝宗时举进士，历太学博士兼史职，进为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归里，在浙东聚徒讲学，一时颇负盛名，号为东莱先生（曾祖封东莱郡侯）。

　　吕祖谦的主要著述是在史论方面。他主张读史应自《尚书》开始，然后读《左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有《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在史论中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议论风生，成为传诵的名作。又有《丽泽讲义》，讲解读书治学之道。他和朱熹、陈亮都是好友。但认为：“近时论议，非颓惰即孟浪，名实先后具举不偏者，难乎其人，此有识者所忧”。吕祖谦似乎要吸取各家之长，去其所短，兼顾名实两个方面。因而他说“义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又说：古人为学，十分之九在于实际活动，指责“今之学者，全在诵说”。他还指责：“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塾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这显然会导致脱离正统，有所改革。吕祖谦曾劝告陈亮“从容自颐”，“不用则退”，对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的争论，则主张“三代以下，气脉不曾断”。朱熹曾认为同甫（陈亮）、伯恭（吕祖谦）“二家打成一片。”但吕祖谦的论述只是包含有某些注重实用和趋向变革的思想，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全祖望评论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四十五岁即病死，但他传授生徒甚多，为浙东学术的传播和后来文士集团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地发展，政治上则在反复地探索着建国的方略。在此时期，哲学思想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各学派竟相峥嵘。理宗以后，南宋王朝的统治，日益危殆。统治者选中了朱熹学派的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企图凭借封建纲常的说教，以维护垂亡的统治。朱熹学派因而受到多方的尊崇（参见本书第五册）。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都以朱学为基准。理宗时，有真德秀、魏了翁，号为朱学后继。魏了翁官至权礼部尚书，真德秀官至礼部侍郎。有人攻讽魏了翁是伪（魏）君子，真德秀是真小人。真、魏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并无新创。其后，理学的名家，有黄震、王柏、金履祥等人。黄震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他宗法程学，但于朱学“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不满朱学的“专言性与天道”，也不满陆学的“用心于内”，而主张从事实学，说：“君子之学，自本至未，无非其实”（《黄氏日抄》卷二七）。王柏考订《诗》三百篇经汉儒增补。弟子金履祥，南宋亡后，隐居金华山中讲学授徒。陆九渊学派的后继者，在江西和浙东讲学，浙东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号为明州四先生。但陆派心学在南宋并未取得官方的认可。理宗时，程朱学派诸人从祀孔庙，不列陆九渊。朱、陆两派长期争论的结果，朱学在政治上战胜陆学，为南宋统治者所采用。朱学的推行，也加深了南宋统治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