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合马执政

　　忽必烈依靠汉人军阀和儒生的支持，取得帝位。李璮乱后，杀王文统，逐渐转向依靠阿合马为首的色目商人集团，为皇室和国家搜括财富。阿合马先后在尚书省和中书省执政，专权“征利”，与汉人地主、官僚们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元朝封建王朝内部逐渐形成汉人与色目官僚集团的激烈争斗。

　　征利搜括 自窝阔台以来，由奥都刺合蛮等色目人所实行的征敛，与汉人传统的封建剥削方法多有不同，因而朝廷官员中的汉人与色目人不断地出现争议。阿合马主持财政，更加残酷地多方敲剥。

　　扑买——即包税。通计某一地区应得税钱数额，由承包者征办输官。宋、金时期，在矿冶河泊等局部地区，曾有过类似的办法。阿合马推行的扑买法，主要是来自西域。窝阔台时，奥都刺合蛮任用色目商人，在各地实行扑买。确定数额后，朝廷不再过问征税的方式；承包者得以任意向民间勒索。阿合马推广此法，任用色目及汉人官员，随意增加税额。安两王府相官赵炳向阿合马建言，陕西课程岁额一万九千锭，如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阿合马命赵炳办理，增到四万五千锭。阿合马还认为未实，要再检核。扑买法的推行，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敲剥，原来收税渔利的官吏也因此受到了损害。

　　理算——又称“拘刷”、“打勘”。原义是检查和清理官司钱财的欺隐和通欠。阿合马以此为名，对各级官吏进行额外的诛求，最后受害的，还是人民。郑所南《心史》揭露说：“打勘”其实是“骗财之术”。州县上下司务，每年打勘一二次，贿赂归于官长，州县官吏甚以为苦。他还说：官吏苛取民财，却又被长官胁取。好象鸬鹚得鱼满颔，即被人抖取；鸬鹚再去取鱼，人又来抖取。南宋亡后，阿合马派官员理算江淮建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因而被处死。理算又成为阿合马排斥异己的手段。

　　垄断专利——阿合马继续发展官卖制度，垄断铁、银等矿冶业，由官府括民铸造农器，易粟输官。农器粗劣而价昂。胡祇遹《农器叹》诗云：“年来货卖拘入官，苦窳偷浮价倍增。”民间不愿买用，便强行抑配。一二七五年，元兵南下。姚枢与徒单公履等上言，北盐及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货卖。阿合马上奏说：“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他建议在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止私相贸易。又禁私造铜器，所有公私冶铁鼓铸统由官府专卖。

　　中统交钞

　　滥发钞币——窝阔台至蒙哥时期，继承金朝的钞法，曾陆续印造钞币。忽必烈即位后，一二六一年（中统二年）颁行交钞，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同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钱一贯（一千文）同交钞一两。元朝灭宋后，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子和会子，统一了币制。中统钞的发行额，一二七三年以前，每年不过十万锭。灭宋后当然要有所增加.但阿合马以滥发钞币作为搜括财富的手段。一二七六年以来，每年印发数，自数十万至一百九十万。中统钞贬值五倍以上。钞币的滥发造成“物重钞轻，公私俱弊”，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

　　阿合马采取多种措施，搜括财富，又一再增加各种税额，加重剥削。阿合马原领诸路都转运司，任意取税。翰林学士王磐指责说：“现在害民的官吏，转运司最甚，以至‘税人白骨’（丧葬税），应当罢去。”一二七五年，元兵南侵，国用不足，阿合马又请重立都转运司和诸路转运司，督收税课，量增旧额。

　　至元宝钞印板

　　植党专权 李璮乱后，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总管财政。一二六六年，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为使，一二七○年，立尚书省，阿合马任为平章政事。尚书省用人，本应由吏部拟定资品，咨中书省奏闻。阿合马专权植党，滥用私人，既不经部拟，也不咨中书。阿合马受到指责，向忽必烈请告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支持，在各地滥设官所，广泛培植私党。一二七一年，尚书省并入中书，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进而掌握了政权。

　　阿合马子忽辛，曾被忽必烈认为是“不知事”的“贾胡”。一二七二年，阿合马任他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一二七九年，任中书右丞，又任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合马的另一个儿子抹速忽充任杭州达鲁花赤，在江南地区恣意搜括。阿合马有子四十余人，多居要职。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他们虽然一度遭到弹劾被罢黜，但不久又都复职，忽辛等仍然位居显要。阿合马广收贿赂，甚至一些人献上妻女，即可得官。

　　阿合马凭借权势，在各地强占民田，攫为己有，又挟权经商，获取四方大利，在家中设置“总库”，号曰“和市”。阿合马、忽辛父子依仗权势，夺人妻女作妾。阿合马拥有妻妾至四百余人。一二七五年右相安童北戍，一二七七年左相忽都察儿去职，阿合马以平章而专相位，任情生杀，更为专横。

　　色目与汉人官僚的争斗 自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专理财政时起，趋向“汉法”的蒙古贵族和一些汉人官僚、儒生便同阿合马集团不断地相互斗争。

　　一二六二年，阿合马领左右部，总管财用事，请将有关政事直接奏报皇帝，不经中书。张文谦竭力反对，说“中书不预，无是理也”。一二六四年，总管财赋的阿合马党羽相互攻击，中书省不敢过问。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穷治其事，杖阿合马，撤销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但阿合马反而被超拜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位宰执。一二六六年，忽必烈又设置了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乎章政事兼领使职，他对汉儒官员以及倾向于汉法的蒙古贵族多方排斥。丞相缐真和史天泽屡次与阿合马辩论，都被他击败。安童（木华黎四世孙）以勋旧子弟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令许衡作他的辅导，安童奏请令儒臣姚枢入省议事，因此阿合马也对安童不满。一二六八年，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解除他在中书省的实权。事下诸儒臣议论，商挺说，“安童是国家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夺去实权，甚不可。”阿合马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他领尚书省，奏事不经中书。安童向忽必烈说：原定有大政令，从臣等议定，然后上奏，今尚书省一切以闻，似违前奏。忽必烈说：“阿合马岂是因为朕颇信用，而敢如此专擅么？不与卿议，非是。”但阿合马擢用私人，仍不咨中书。安童乃固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许衡在朝，多次与阿合马争辩。一二七三年，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许衡独持异议说：“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现在其父管民与财，子又领兵，不可。”忽必烈说：“你担心他会造反么？”许衡说：“他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此大恨许衡，多方倾陷，甚至连许衡所主持的大学也因诸生廪饩不继，迫使许衡解职还乡。

　　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信用，屡毁汉法，反阿合马的汉人力量，则得到太子真金的支持。太子真金一二六二年封燕王，守中书令。一二七三年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接纳董文忠等的建策，诏令皇太子参决朝政，朝廷政事先启奏太子，然后再奏报皇帝。真金为燕玉时，由刘秉忠弟子王恂伴读。王恂为真金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为学之道，许衡讲论经史，待制李谦等也在真金左右备咨访。真金对阿合马极为厌恶，曾以弓殴伤阿合马面部，并在忽必烈面前折辱阿合马。阿合马对真金也十分惧怕。反阿合马的汉人儒生、官僚事实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戴真金、安童的集团。

　　反阿合马集团与阿合马的斗争在不断激化。一二七四年，安童以阿合马擅财赋权，蠢国害民，官属所用非人，奏请别加选择；文奏报阿合马营作宫殿，因缘为奸，奏请诘问。忽必烈命予查究。阿合马集团遭到一次打击。阿合马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价抑配；又在东平、大名设立行户部印造钞币。大司农卿张文谦向忽必烈奏报，极力请予罢废。一二七五年，安童北戍，阿合马独专相权，又极力排斥汉臣。阿合马恐右丞廉希宪出相，奏请命廉希宪出朝，行省江陵。一二七六年，张文谦迁授御史中丞。阿合马恐怕宪台对他弹劾，奏请罢废诸道按察司，以此来动摇张文谦。张文谦奏请恢复，但终于被迫辞职，改领太史院。一二七八年，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安童荐用的汉人）入朝，极言阿合马奸蠹，并说江南官冗，“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命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孝罗按问，罢黜阿合马亲党，崔斌迁授江淮行省左丞，又废除阿合马党的弊政，条具奏闻。不久之后，阿合马即搜罗崔斌的细事，诬陷罪名，把崔斌处死。太子真金听说此事，立即追使制止，但已不及。宿卫士洛阳人秦长卿上书揭露阿合马为政擅生杀，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请杀阿合马。阿合马便任秦长卿为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借故诬构，把他逮捕下狱。阿合马又把不满于他的亦麻都丁和刘仲泽入狱，派人告兵部尚书张雄飞说：“如能杀此三人，就让你做参政。”张雄飞回答说：“杀无罪以求大官，我是不会干的。”阿合马怒，排挤张雄飞出朝，为澧州安抚使。秦长卿、刘仲泽等都被害死在狱中。阿合马一再杀害汉官，回汉之争越来越尖锐了。

　　二、王著杀阿合马

　　阿合马执政二十余年间，不断激化的回汉之争，终于酿成王著杀阿合马的重大事件。

　　阿合马在位日久，一二八○年又援引中书左丞郝祯、耿仁等汉官结为私党，势倾朝野。一二八二年三月，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部。益都人王著与僧人高和尚合谋，企图杀死阿合马。他们计划在十七日晚结集八十余人，伪装太子，乘夜入城；并先派蕃僧二人去中书省，假说太子真金今晚要与国师来做佛事，骗阿合马出来迎接时把他杀死。二僧人到中书省，宿卫士高■（渤海人）怀疑有诈，逮捕二僧，与尚书忙兀儿、张九思聚集卫士戒备。午间，千户王著伪传太子令旨，召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夜间来会。张易领兵至宫外。高■问：“果何为？”张易答：“夜后当自见。”又问，张易附耳说：“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入夜，王著先驰见阿合马，说太子将到，命中书省官到宫前迎候。阿合马派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遇王著、高和尚部众。一人伪装太子，责以无礼，杀脱欢察儿等，夺马南入健德门，直至东宫前。夜二鼓，高■等望见烛笼仪仗，人马齐来。一人至宫门前呼开门。高■等说，“皇太子平日不曾走此门，今何来此？”王著等人马转趋南门。阿合马等来迎，伪太子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问阿合马数语。王著即从袖中拿出铜糙，击阿合马脑，立即毙命。又呼左丞郝祯至，杀死，逮捕右丞张惠。张九思、高■等发觉有诈，聚集卫士来攻，高和尚等逃走。王著挺身就擒。

　　当日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儿与高■等即驰往上都奏报。忽必烈自察罕脑儿到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等来大都查办，在高梁河捕获高和尚。王著、高和尚和张易都被处死。王著临刑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死年二十九岁。

　　忽必烈得到阿合马被杀的报告，显然在怀疑：这个突然事变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严重的阴谋。他召见董文忠荐用的儒臣玉思廉，避去左右，问他说：“张易反，你知道吗？”王思廉回答说：“不清楚。”忽必烈说：“造反就是造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王思廉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居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的事，臣实在不清楚。”忽必烈说，“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岂是因为我也象汉高帝、赵太祖那样，骤然得帝位么！”王思廉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忽必烈又问：“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么？”回答说：“文谦不知。”问：“你怎能证明？”回答说：“二人不和，臣所以知道他不知。”忽必烈在与王思廉的密谈中，不但认定张易参予杀阿合马事，并且进而怀疑到张文谦等汉臣。他谈到骤得帝位事，表明他甚至在疑虑是否汉人要推翻他的统治。

　　忽必烈对汉臣的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张易早年与张文谦同学，也与许衡等过从甚密。许衡被阿合马排斥归乡。张易作诗送行。一二八○年，张易荐用高和尚随和礼霍孙等同去北边。张易被处死后，汉臣多为他辩护。甚至张九思也向太子真金说：张易只是受骗，“应变不审”，而不能“坐以与谋”。但是，事变发生前，张易与高■的对话表明，他前此确已与闻其事。王著死后，王恽为作《义侠行》记叙其事，序中说王著“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诗中称颂说“至今冠古无与俦，堂堂义烈王青州。午年辰月丁丑夜，汉无策秘通神谋。”“袖中金键斩禹剑，谈笑馘取奸臣头。”现存元人诗作还存有一些咏荆柯的诗篇，隐喻对王著的称颂。王著杀阿合马事显然博得了汉人臣僚和文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叙此事，直接称为大都城里的汉人造反，并说王著杀阿合马之前，曾通知汉官要人，得到赞同。

　　忽必烈对王著案并未继续深究，他很快便觉察到反阿合马的蒙、汉官员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当处理此案的孛罗向他报告了人们揭露的阿合马的奸恶时，忽必烈转而对臣下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且随即追查阿合马党的罪恶，予以处治。汉人官员纷纷揭露阿合马党羽的罪行。四月，因阿合马长子、江淮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忽辛“罪重于父”，进行究勘。罢去阿合马家奴忽都答儿所掌兵权。忽必烈下诏，原来因向阿合马献纳妻女姊妹而得官者一律罢黜。阿合马占据的民田，给还原主。五月，沙汰省部官，罢黜阿合马党人七百四十人。又追治阿合马罪，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籍没阿合马妻子亲属所营资产，放免奴婢为民。逮捕耿仁，命中书省审讯。六月，诏令阿合马滥设的官府二百四所，只保存三十三所，其余罢废。七月，又剖郝祯棺戮尸。九月，忽必烈敕中书省穷治阿合马党，设置“黑簿”，籍阿合马党人名姓。斩阿合马第三子阿散，第四子忻都，又杀阿合马党耿仁、撒都鲁丁。

　　十一月，阿合马长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也在扬州被处死。

　　阿合马被杀后，对阿合马党的查究，一直延续到一二八二年底。这一斗争事实上是以色目官商集团的失败和拥太子派的蒙、汉儒臣的胜利而结束。忽必烈任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左丞相，甘肃行省左丞麦朮丁为中书右丞（至元十四年，麦朮丁以参知政事出任，当是受阿合马排挤），张雄飞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太子真金对和礼霍孙说：“阿合马死于盗手。你任中书，有便国利民的事，不要怕更张。如果有人阻挠，我当尽力支持你。”

　　三、卢世荣理财的失败

　　一二八三年，和礼霍孙为相，上言：阿合马专政时。衙门太冗，虚费俸禄，请依刘秉忠、许衡所定官制并省。忽必烈又敕令：省、台理决不平之事，准到登闻鼓院击鼓奏闻。大抵和礼霍孙执政，只是从政治制度上清除阿合马时的积弊，并未提出改革财政的有效措施。阿合马因谋划取利而被杀，也更加重了朝臣的顾忌。《元史·卢世荣传》说：“阿合马死，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一二八四年三月，安童自藩王海都处被释还朝。十一月，忽必烈罢去和礼霍孙、麦朮丁、张雄飞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大名人卢世荣在阿合马执政时，曾任江西榷茶运使。阿合马败后，被罢免。总制院使桑哥（畏兀儿人）向忽必烈荐卢世荣能理财裕国，因而被耀用，安童、卢世荣建言：“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卢世荣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

　　卢世荣受任，即日奉旨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安童、卢世荣奏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江湖渔利，听民采用；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官为支给。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正月，卢世荣又上奏说：“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作为汉人官员的卢世荣，以“不取于民”，“裁抑权势”作为他理财裕国的方针，显然与阿合马色目集团的理财方法并不相同。他向忽必烈建策：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收其七，商有其三。权势所占有的产铁之所全部禁没，由官府立炉鼓铸，获利买栗存于常乎仓。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各部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又建策在上都、隆兴等路，由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取其八，牧民取其二，二月间，卢世荣请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谷诸事。中书省立规措所，任命善于经商者作为官吏，以规划钱谷。他又建言忽必烈下诏颁示九事：一、免民间包银三年；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三、免大部地税；四、江淮民失业贫困卖妻子者，由所在官府收赎，使为良民；五、逃移复业者，免除差税；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

　　卢世荣以“裁抑权势”为方针，不能不与“权势”官员发生冲突，也不能不侵犯蒙、汉地主、商人（包括色目商人）的经济利益。他自己显然已意识到必然要遭到强烈的反对。他在就任后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上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崔或因此被罢职。卢世荣向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日后必定有人要来攻击，臣实在恐惧。请允许我先说在前头。”忽必烈回答说：“你所做的事，朕自欢喜，只有那些好伪人才不喜欢。”四月间，卢世荣又奏告说：“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同数万顷田，以前无人耕作，长满了杂草。现在臣要来播种，就要借丞相之力来守护：还要陛下为臣添力，如天下雨。惟陛下怜臣。”忽必烈说：“这些，朕已知道了。”但是，不久之后，监察御史陈天祥即上章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调耗，天下空虚。”说他“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忽必烈在上都得奏，命安童集老臣、儒士和诸司官吏听取弹文，召卢世荣与陈天祥同去上都辩对。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郭祐等查出卢世荣的罪状有：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等。丞相安童也转而指责卢世荣说：“世荣原来奏称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目即有成效。现在已经四个月，与原来说的不符，钱谷出多于入。引用人，紊乱选法。”忽必烈捕卢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

　　卢世荣任相理财，不过百余日，即遭到失败，显然是由于拥戴太子真金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卢世荣进言理财时，太子真金即深以为非，说：“财非天降，哪能每年都有赢余？岂只害民，实是国之大蠢！”卢世荣败后，真金荐用的御史中丞郭祐入居中书，任参知政事。麦朮丁仍在中书任职。

　　忽必烈皇后察必（真金母）在一二八一年病死。一二八三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后奏事。卢世荣败后，拥真金的汉人儒臣又一次获得胜利。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封事说，皇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于。真金得知，极为惶恐。御史台隐匿奏章不敢奏报。反真金的阿合马党人塔即古、阿散受命理算积年钱谷，乘机查封御史台吏案牍，借以揭发其事，奏报忽必烈。忽必烈即派人取阅奏章。御史台都事尚文急忙向御史大夫月律鲁报告说：“这是要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塔即古是阿合马的余党，赃罪不小，不如先来揭发他。”月律鲁与丞相安童商议，将原委面奏皇帝。忽必烈大怒，说：“你们就没有罪么！”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暂缓拘刷。接着以赃罪惩治了塔即古和一些阿合马党羽。十一月，斩卢世荣。十二月，太子真金也忧惧病死，年四十三岁。

　　四、桑哥理财的失败

　　忽必烈任用卢世荣理财，再次遭到蒙、汉官员的反对而失败。朝中拥真金的一派文臣也因真金之死，而削弱了力量。但朝廷上国汉之争并未因而终止，朝廷财政也仍然是入不敷出，亟待经理。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闰二月，忽必烈采纳麦朮丁议，再立尚书省理财，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蒙、汉、色目官员之间的斗争，随之再次激化。

　　畏兀人桑哥，原为国师胆巴之弟子。至元年间，曾为总制院使。因而得以接近忽必烈，得到信用。十月间桑哥升任为尚书省右丞相，铁木儿及阿鲁浑撒里为平章政事，汉人叶李为右丞。

　　桑哥受命理财，重又采用阿合马等的一些措施：

　　更定钞法——钞法虚溃，仍是元朝财政中的严重问题。一二八七年三月间，桑哥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理算——桑哥奉旨首先检核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伏罪，参政杨居宽、郭祐等因此被杀。桑哥又设征理司，钩考仓库。委派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参议尚书省事阿散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等六省财赋，每省各二人，特给印章，并派兵士卫从，以备使令。理算的范围，甚至包括到元朝建国以来历年漏征的赋税，搜括极广。仅杭州一地因理算而被迫自杀及死于狱中者，即有几百人。

　　增课程——一二八九年，桑哥向忽必烈奏报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常不够支出，往年计算，不足百万锭。自从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偿，未尝征敛百姓。但今后恐难再用此法。因为仓库可征者已少，敢于再偷盗者也不会很多。”他因此建策增加课程税收。盐引自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自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增至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

　　桑哥为元廷多方搜括，一度补救了入不敷出的局面。桑哥的权势，也随之日益显赫。忽必烈甚至支持佞谀者为桑哥立碑颂德。尚书省拴调内外官员原应由中书省宣敕，忽必烈命付尚书省。桑哥既得专用人大权，一些官员便走他的门路，纳贿求官，出高价者即可得逞。桑哥财权在握，经营私产，掠取财货，家藏的珠宝甚至超过宫廷。

　　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的理财诸法，当然不能不遭到拥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反对。一二八七年初置尚书省时，丞相安童即上奏说：“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刑部尚书不忽木（康里部人），自幼年在太子真金的东宫，师事王恂，又从许衡学习儒学，是拥汉法的真金一系。桑哥处死杨居宽、郭祐，不忽木出面力争，未能救免。桑哥排斥不忽木出朝，以病免官。御史中丞董文用每与桑哥辩论，密奏弹劾桑哥。桑哥也在忽必烈前谮诋文用，请痛治其罪。忽必烈说：“他是御史，职任所在，何罪之有？”一二八八年，董文用迁授大司农。一二八九年，集贤学士、江南行台御史程矩夫入朝，劾奏“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饯谷，以剥削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桑哥大怒，奏请处死。忽必烈不准。中书右丞崔或与平章麦朮丁也上奏揭发桑哥纳贿卖官，故旧亲党，皆授要职，“难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反桑哥的斗争日益激化。一二九一年初，翰林侍讲赵与■因有虎入京城，上疏劾权臣专政，指斥桑哥苛猛如虎。忽必烈去柳林射猎，怯薛歹彻里乘间劾奏桑哥奸贪误国，说：“臣与桑哥无仇，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身，是为国家打算。倘若畏圣怒而不说，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一二九○年拜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本对答说：“桑哥塞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以他罪而杀害。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命御史大夫月律鲁等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下狱究问。

　　桑哥执政理财，前后四年而失败。二月间忽必烈诏令籍没桑哥家产，竟有内帑之半。又命彻里去江南，捕系桑哥妻党、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及江浙省匝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至京师。桑哥、要束木及纳速剌丁灭里等均被处死。

　　桑哥败后，忽必烈又罢废尚书省，并入中书，各地停止理算钩考。忽必烈采不忽木的建策，以太子真金的原詹事长、故丞相绵真子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彻里为御史中丞，麦朮丁仍为平章。

　　五、成宗的守成政治

　　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执政理财，一再由于蒙、汉官员的反对而遭到失败。元朝政权一直处在汉法与“回回法”的反复斗争之中。一二九三年六月，忽必烈立皇孙铁穆耳（真金子）为皇太子。忽必烈在病中，召见御史大夫月律鲁、太傅伯颜和不忽木等，遗沼立太子。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正月，忽必烈病死，年八十岁。

　　太子真金妻伯蓝也怯赤（阔阔真）长子晋王甘麻刺领兵镇守北边。次子答刺麻八刺，已死。立为太子的铁穆耳是第三子，当时也领兵在北。忽必烈死后，甘麻刺、铁穆耳都来到上都，会集诸王，举行忽里勒台。伯蓝也怯赤主持大会。月律鲁、伯颜、不忽木奉遗诏，与右丞相完泽、御史中丞彻里等拥立铁穆耳即皇帝位（成宗）。伯颜执剑宣读遗诏，诸王不敢有异议。大会之后，晋王甘麻刺仍回藩邸，驻守哈刺和林。

　　成宗即位，翰林学士王恽依据经书宗旨献上《守成事鉴》十五篇。成宗即位诏说：“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他继续任用完泽、不忽木等为相，并诏令“宗藩内外官吏人等，咸听丞相完泽约束”，又以御史大夫月律鲁为太师，伯颜为太傅（同年十二月，病死）。同年七月，成宗下诏崇奉孔子，任反桑哥的儒臣王恽、赵与■等为翰林学士，优加礼遇。一二九八年任用哈刺哈孙为中书左丞相。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在京师建孔子庙学。成宗“格守成宪”，尊孔崇儒，争取蒙、汉儒臣的拥戴，以巩固他的统治。

　　成宗在尊儒臣、用汉法的同时，又任用色目官员以综理财赋。回回人赛典赤孙伯颜任中书乎章政事，弟伯颜察儿参议中书省事。阿合马余党得罪获免的阿里，在桑哥败后，任中书右丞。成宗即位，御史台提出弹劾，成宗采中书省议，仍令阿里执政如故。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没有再爆发如象世祖时期那样尖锐的回汉之争，暂时地稳定了朝廷的政局。但是，以守成为方针的成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日渐腐败，财政经济的紊乱和钞法的败坏也仍在继续发展。

　　蒙古旧例，忽里勒台选汗大会之后，与会诸王都要接受新汗的赏赐。成宗即位后，中书省臣上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为五，银一者加为三。”照此办理，赏赐增加三、五倍不等。成宗用滥加赏赐的办法，以争取蒙古贵旋的支持，三个驸马的赏银就超过十二万两。西平王奥鲁赤等几个藩王，各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诸王、公主赏赐的金银钞币，汇为巨大的数量。朝臣的赏赐，月律鲁金一百五十两，伯颜等各五十两，还有银、钞、锦，数量不等。大量赏赐使朝廷内帑空虚。这年六月间，中书省奏称：“朝会赐与之外，余钞只有二十七万锭。”八月间，成宗诏令诸路平准交钞库贮存的银九十三万六千余两，只留十九万二千余两作为钞母，其余全部运送京师。国用不足，动用钞本，从此成为历年的通例，其结果必然造成钞法日坏，货币贬值，经济紊乱，而朝廷的财政，仍然是年年不足。一二九八年（大德二年），成宗问中书省臣：每年金银钞币收入有多少，诸王驸马赐与和一切营建，支出有多少？右丞相完泽回答说：“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一二九九年，中书省又奏报说：“比年公努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其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一三○○年，左丞相哈刺哈孙说：“横费不节，府库渐虚。”元王朝的财政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成宗实行守成政治，以缓和蒙、汉、色目官员间的冲突，各级官员越来越因循腐败，贪贿公行。一二九九年，有人依仗父亲官势受贿，御史要归罪其父。不忽木行御史中丞事，说“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枢密院官受人玉带贿赂被揭发，不忽木说：“按照古礼，大臣贪墨，只说他■■不饰；若加笞辱，不合刑不上大夫之意。”不忽木援引儒学刑不上大夫的说教，公然为官员受贿作辩解，官员们更加肆行贪墨，无所顾忌。同年三月，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贪污三万余锭。教化也揭发平章的里不花管领财赋，盗钞三十万锭，又揭露行台中丞张阎也接受别人的贿赂。成宗敕令一切不问。南宋末出身于海盗的富商朱清、张瑄，降元后为元朝制造海船，行海运，经营海上贸易，成为巨富。一三○三年因得罪籍役家产。监察御史上言，右丞相完泽曾接受朱清、张瑄的贿赂，成宗不理。又揭露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受贿事，罪证确具，成宗只好下诏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迷而火者等又都相继恢复原职。一三○三年，定赃罪十二章。七道使臣在各地查出并罢免赃污官吏一方八千四百余人，查出赃钞四万五千八百余锭。当然，未被罢免的赃官和未被查出的赃物要远远超过此数。成宗即位初年，有人便指责说：“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成宗晚年多病，朝政由皇后伯要真氏和伯颜等所把持，更加昏暗。元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