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投降派的斗争
杨后、史弥远发动政变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一举夺取了全部军政大权。史弥远随即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秦桧的崇奉者。
史弥远等投降派执政,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家产籍没。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已经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的罪名,追削爵秩。
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曾因附合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一二○二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叶适任史部侍郎,向韩侂胄建策宜先防江。一二○六年,叶适出知建康府,又兼江淮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金兵来侵,建康震动。叶适派轻兵二百人夜袭金军营寨。道遇金兵,射敌甚众。又派兵劫敌营,俘掳敌兵而回。金军解围,退屯瓜步。叶适乘势派兵分道出击,获胜,金兵自滁州退走。史弥远当政,叶适因而被御史官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叶适早年在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附会过赵汝愚、朱熹一派,但他的哲学思想却与朱熹存在着分歧。叶适被罢官后,家居十余年,综论古今学术与程朱道学立异,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①
韩侂胄被害后,主战的官员相继遭到贬谪。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未就任,病死。
但是,反投降的社会力量仍在继续战斗。拥护韩侂胄抗战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一些民众,秘密策划杀史弥远。一二○九年五月,史弥远治母丧后回临安。罗日愿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一千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当部署确定后,出了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罗日愿事败牺牲,但他的行动,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反投降的正义要求。
诗人陆游这时创作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要求。陆游在路边与老农共谈国事,归来赋诗说:“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指金朝)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朝廷上投降派当政,人民群众中谈论的,却是抗敌的“忠言”。“厚吾颜”也正是对史弥远的辛辣嘲讽。嘉定二年(一二○九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病死,临死前还奋笔写下一首传诵的名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陆游死前一刻,写在史弥远残酷打击抗战派的年月,其意义远不只是诗人爱国情感的抒发,而且是反映了抗战派和人民群众“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对史弥远屈膝投降的强烈抗议。
二、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朝的景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二○六年,即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边(斡音握w^)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攻下乌沙堡,突破了金朝西京路的防线。金西京路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跑。蒙古兵在会河堡全歼金守军。十月间,入居庸关,直达金朝的国都中都城外。金兵死守中都,蒙古军掳掠而回。一二一二年,成吉思汗又进攻金西京(大同)。金兵拒守,不能攻下。一二一三年,蒙古军再次进兵,攻下宣德州、德兴府和涿、易两州。兵分三路,攻掠山东、河北州郡。金中都陷于北、西、南三面围攻之中。八月间,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败将纥石烈执中杀金帝卫王允济,另立完颜珣(音荀x*n)作皇帝(宣宗)。金元帅术虎高琪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向蒙古求降,贡献大批金宝、马匹,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兵,在各地掳掠后退军。和当年金朝南侵时,宋朝内部的情形相似。这时的金朝统治集团内,也出现了抗战与逃走两种主张,两个派别。金宣宗成为逃走派的头目。五月间,当蒙古军退后,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运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南逃,再次派兵南下。次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辛弃疾“金国必乱必亡”的估计,完全证实了。面对着这样的新形势,宋朝统治集团内又展开了抗金兵,还是“守和议”的争论。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入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给京湖、江淮、四川等处制置使“便宜行事”。
辛弃疾提拔的将领、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戒备。金兵南侵。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我已决策,只有提兵临边,决战报国。”赵方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到襄阳部署抗敌,派孟宗政、扈再兴领兵增援枣阳,又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相互联络。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战败金兵,孟宗政等到来,两方夹攻,金兵败退,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等部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一二一七年五月,宁宗下诏说:“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意思是: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招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史弥远老奸巨猾,不置可否,坐观成败。
抗金诏下,前线将士受到鼓舞。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展开了。但是,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将官分布各地,或战或走,呈现出复杂的情景。四川、京湖、江淮三路的战况,也各有不同。
金军自枣阳败退后,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又以万人侵犯四川,破天水军。宋守臣黄炎孙逃跑。金兵攻下白环堡。统制刘雄放弃大散关逃跑。一二一八年二月,金兵焚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官军及抗金民兵十万人收复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珣,进攻秦州。这时,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然下令王逸退兵,解散抗金民兵。宋军因而败溃。四月,金兵再攻皂郊堡,进攻西和州。刘昌祖焚城逃跑。西和、成、阶等州守臣也都弃城逃走。金兵入诸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需无数。又攻大散关,守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奋起抗敌,击败金兵。吴政至大散关,斩王立,奏报朝廷。刘昌祖被夺官流放。一二一九年春,金兵再侵西和州,守将赵彦呐歼灭敌军。吴政在黄牛堡与金兵作战中战死。金兵攻破大安军,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竟然弃职逃走。沔州都统张威起而迎战,在大安军邀击金兵,获得大胜利。金军败退。一二二○年,宋朝派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一二一四年由四川入朝,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写信给西夏,约定联合夹攻金兵。九月,西夏出兵二十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等分道出兵配合。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军,不再出战。宋军师出无功。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京湖一路,在京湖制置使赵方等率领下,继续英勇抗敌。一二一八年,金兵再次围攻随州、枣阳。孟宗政、扈再兴合兵抗敌。三个月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遇战即败。随州许国援兵至白水,孟宗政出战。两军夹攻,金兵大败。一二一九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大举围攻枣阳。赵方见金兵倾巢而来,派许国、扈再兴领兵三万,分道进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孟宗政在枣阳用炮攻金兵,一炮可杀金兵数人。金兵选弩子手二千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又掘地道攻城。孟宗政用毒烟烈火猛熏地道,金兵蒙湿毡防御。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不能下,兵士疲敝。许国、扈再兴还师夹攻,孟宗政领兵出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宋军直攻金营,金兵全部崩溃,完颜讹可单骑逃跑。经此一战,金军丧胆,从此不敢再来侵犯枣阳和襄、汉。唐、邓民众数万人来投宋军,孟宗政选择精壮,编为抗金武装,出入唐、邓之间抗敌。赵方见金兵屡败,十月间分派许国、扈再兴、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出击,进攻唐、邓,不能下。孟宗政又在湖阳县大败金兵。一二二○年初还军。金兵反攻樊城,被赵方击退。京湖一路,赵方、孟宗政等统领军民,奋勇抗敌。金兵三攻枣阳,不能前进一步。宋军胜利了。江淮制置使李珏(音决jué)扼守淮水。一二一九年,金兵南侵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池州都统制武师道等领兵援救。金兵自光州分兵犯黄州,自濠州犯和州石碛,自盱眙犯滁州、扬州。游骑数百到东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陈孝忠出兵滁州,石珪、夏全、时青等去濠州,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败退,李全军进至涡口杀金将数人,又追击金兵,得胜而回。
一二二一年,金兵再侵光州、黄州。黄州城陷,宋守臣何大节投江殉国。金兵又陷蕲州,知州李诚之全家自杀殉难。扈再兴出兵应援,在金兵退路天长邀击。金兵大败,渡淮北去。李全派兵追击,又败金兵。
自一二一七年以来的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战将士和抗金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一二二四年三月,金朝派遣使臣到宋朝“通好”,并在边地揭榜,告示军民不再南侵。金宣宗在江南扩地立国的图谋,被粉碎了。
三、朝廷政变和抗金民兵的被消灭
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等再一次发动了政变。
参预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在一二二○年病死。次年,立宗室子贵和为太子,改名竑(音宏h$ng)。竑好古琴。史弥远献一善弹琴的美女,暗地监视太子,窥探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的专权祸国,深为愤恨。平日在桌几上写史弥远罪恶,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琴女密告,阴谋废太子。派人在绍兴民间找到一个名叫赵与莒(音举j()的十七岁男子,说是宗室之后,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密谋废立。史弥远又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授儒学,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理宗),改名昀(音云y*n)。太子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
史弥远的政变阴谋,朝野共见,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约李全克日进兵接应,拥立济王珪,反史弥远。潘壬揭榜史弥远罪恶,拥济王珪到州衙,黄袍加身,但李全兵到期不至。济王珪见事不成,派人到朝廷告变。潘壬改变姓名逃往楚州。史弥远得到湖州消息,非常恐惧,赶忙捕斩潘壬,又秘密派人到湖州逼济王珪自缢,诡称病死。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金朝山东、河北地陷于蒙古后,中原大批抗金民兵转移到淮东,投附宋朝,在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等待机会把他们消灭。金兵退后,制置副使贾涉写信给史弥远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指抗金民兵)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一二二○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季先。季先部兵推石珪为领袖反贾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潘壬事败被杀后,李全也很不安。一二二五年二月,李全命部下刘庆福杀宋楚州知州许国。李全占据青州。次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
李全兄李福在楚州,见李全降蒙,不能自立,杀刘庆福降宋,部下杀李福。宋朝又命抗金民兵时青等部攻李全余党。时青派人密告李全。李全请求蒙古统治者派他领兵南下,乘机灭宋。蒙古授命李全专制山东。李全穿着蒙古衣冠,军中并有蒙古官员随行。李全统率的抗金民兵变成了蒙古侵宋的别动队,性质完全不同了。李全南下,竟然首先诱杀时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一二三○年初,李全占据楚州。史弥远这时见李全势大,不断馈送粮饷,说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宋军兵士说:“朝廷唯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扬州赵范、淮东提刑兼知滁州赵葵请讨李全,史弥远不许。十月间,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赵范、赵葵急起兵进驻扬州。李全攻占泰州作据点,全力向扬州进攻。次年正月,赵范、赵葵军获胜,李全败死。宋军乘胜进驻淮安,李全军全部败溃。
宋朝统治集团中,对待民间抗金武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主张。从宗泽、岳飞到虞允文、赵方,主张联合抗金。从秦桧到刘昌祖、贾涉、史弥远,主张乘机消灭。投降派把武装的人民看作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者直接杀害,或者挑动自相残杀,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即使在民族战争的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依然是多么尖锐而不可调和。
李全在抗金战争中,抗金附宋,又降蒙侵宋,杀害抗金民兵领袖,逐渐变质为只图扩大个人势力的军阀。李全后期的行动,虽然受到南宋投降派的逼迫和影响,但毕竟是投机叛卖的行径。从李全的行动,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年杨太农民军始终坚持内抗南宋外抗金朝,是多么崇高而英勇!
四、道学统治的确立
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孟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
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宋。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
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
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共十三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
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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