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即位后，面对着契丹和汉族农牧民大起义，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内部陷于一片动乱的局面。世宗力求争取各族贵族、臣僚的支持，以稳定他的统治。

　　太保、枢密使完颜昂在耶律元宜杀海陵王后，派使者到南京杀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贺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帅，仍为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书令张浩，也在海陵王被杀后向世宗上贺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师，仍为尚书令。世宗对张浩说：“你在正隆时作首相，哪能无罪？因为你在省十几年，练达政务，所以还用你作相。你当自勉，不要辜负朕意。”世宗也力争领兵在外的将领的支持。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谋起兵攻世宗，又杀世宗派来的使者。海陵王死后，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彦敬为曷苏馆节度使，又召入朝，任为御史大夫。仍以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领兵去镇压契丹起义。苏保衡在南侵中战败，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东去镇压人民起义。海陵王时的文武官员，继续任职，逐渐被世宗所争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军中到中都朝见，世宗任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改为平章政事，规措镇压契丹起义。世宗采取兼容并包的策略，较为顺利地稳定了他的统治。

　　一、农、牧民起义的失败

　　世宗即位后，各族人民的起义队伍，在继续进行战斗。

　　济南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海陵王南侵时，派遣贾瑞、辛弃疾等渡过长江，与南宋联络。世宗即位后，金朝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在海州杀死耿京。辛弃疾回海州后，杀张安国，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义军，遭到金军残酷镇压，也率部投宋抗金。山东开山赵起义军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与宋李宝军会合，打击了海陵王南侵的金军。

　　华州蒲城农民在杨万、李孝章等率领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义，围攻蒲城，战斗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军遭到失败。

　　面对金世宗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等路的农民仍在各地坚持斗争。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遭到镇压后，转移到蒙山山中，继续战斗。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攻打城市，夺取官物。徐州一带，有江志领导的农民军，在附近各地活动。但是，世宗即位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是北方声势浩大的契丹族农、牧民起义。世宗集合重兵去镇压，契丹农、牧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窝斡杀撒八后，称都元帅，率领起义军到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剌扎八去招降。扎八见窝斡兵强马壮，决定归附起义军。窝斡领兵攻打临潢府，擒金总管移室懑。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窝斡称皇帝，建年号“天正”。世宗命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领兵救临潢。这时，窝斡军已转攻泰州。金军追上起义军。两军对阵，吾扎忽部押军猛安、契丹人忽剌叔率所部起义，响应窝斡。金军大败。窝斡军进攻泰州，金泰州节度使乌里雅顽抗，战败，仅以数骑逃走。起义军声势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领各路军镇压窝斡。世宗使用镇压与招降的两面策略，下诏说：契丹起义军能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可释放作平民。能捕获窝斡者，封官授赏。

　　契丹起义军括里部进攻韩州，得知金大军将至，转攻懿州、宜州。完颜谋衍屯军懿州庆云县，奏请朝廷增兵护送粮饷。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结。窝斡自泰州攻济州，企图邀截金朝的粮运。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共甲士一万三千人，以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等为左翼，临潢节度使纥石烈志宁等为右翼，率领轻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中乣者和弟孛迭等叛变降金。他们密告金军说：“起义军辎重离此不远，如出兵攻劫，窝斡必然还救。”四月初，完颜谋衍依计进攻，窝斡还军，在长泊遭到徒单克宁部的袭击。金左翼万户完颜襄率领的别部自起义军背后邀击。起义军败退。完颜谋衍纵军劫掠，不敢追击。

　　窝斡率军西走，到临潢西南霿■河（霿音梦m8ng，■音松s#ng）。数日后，完颜谋衍的追兵才赶到。两军展开激战。起义军射中纥石烈志宁左臂，顺风纵火，在烟雾中猛击金军。不料风止，大雨倾注，金军反击，起义军败走。渡过溪涧后，起义军返回袭击金军，金军败退到涧北。

　　完颜谋衍驻军桓州白泊，逗留不进。窝斡自懿州转攻川州，向山西进军。北京大定府金军不敢出战。起义军越来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见金军作战不胜，下诏切责，召完颜谋衍、完颜福寿回中都，解除兵权。六月，改命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又起运中都弓一万五千张、箭一百五十万支去懿州。另任济州押军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驻古北口等处防守。

　　窝斡率领起义军八万，西走花道，与金仆散忠义军相遇。起义军击败金军左翼，金右翼来救，窝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领军赶到，起义军大败，窝斡率余部转入奚族居地。窝斡收集散兵一万余人，又补充奚兵，在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转战，击败温迪罕阿鲁带的守军。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都统完颜思敬领兵入奚地，与金主力军会合追讨。窝斡北走沙陀。

　　纥石烈志宁部曾俘获起义军将领、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义军，要他拉拢亲信，伺机擒捕窝斡，许给官赏。稍合住叛变，回起义军作内奸，隐瞒被俘投敌真相，并在起义军将领间挑拨离间，涣散军心。九月间，稍合住擒窝斡，到完颜思敬军投降。窝斡被押送到中都，牺牲。

　　窝斡牺牲，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金军乘势进攻。起义军的枢密使逐斡、都元帅丑哥等三十多人相继战败被俘。纥石烈志宁等又追击起义军到燕子城，起义军被镇压而失败。括里、扎八等率领部众南走，投附宋朝。此后，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员去“招抚”起义军余部。但起义军拒不投降，继续在北京、临潢、泰州等地战斗。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义军余部领袖蒲速越被俘牺牲，起义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的同时，世宗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契丹人民的统治。契丹族成为金朝最受压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诏废除契丹族猛安谋克的编制，把曾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使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契丹人除官员年老者可留马一、二匹外，其余马匹，一律由官府“括买”，不得保存。世宗括买马匹，显然意在防止反抗，但边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无法再从事游牧狩猎，而只能和女真人一起从事农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剌（即拽剌）随从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觌音敌d0）巡察边地，乘机逃往西辽。世宗得报，说：“耶律大石（西辽）在夏国西北，窝斡作乱，契丹人响应，朕已释罪，反侧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来离间、引诱，必然要生边患。”于是下诏，把曾经参加过起义的契丹人全部迁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安置，使与女真人杂处，并与女真人通婚。世宗认为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渐化成俗”，是“长久之策”。西北路没有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也都迁徙到乌古、石垒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结果是加速了这些地区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对大臣们说：“海陵王时，契丹人颇受信任，但后来掀起叛乱，很多功臣被杀。足见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礼说：“圣主博爱，对待各族，不宜有分别。”世宗说：“我并非有所分别。如果有边患，契丹人岂肯与我们一条心啊！”海陵王时，镇压女真贵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员参预军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对契丹族多方防范，契丹人民遭受着最为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对宋战争和世宗统治的巩固

　　金、宋战争 海陵王被杀后，金南侵大军北还。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还家。都元帅完颜昂在山东，经略边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镇压了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又调派右丞相仆散忠义统领重兵侵宋，仆散忠义驻扎南京，指挥军事。又以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领兵出战，驻军睢阳。

　　这时南宋的状况是，孝宗即位后，任用抗战派名臣张浚出帅江淮，准备北上收复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首领括里、扎八等战败后，投附宋朝，说夏季久雨，金军弓胶溶解，不便骑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间，张浚命李世辅、邵宏渊领兵攻占灵璧、虹县，进而占领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兵败，被金朝处死。纥石烈志宁领金兵一万人，自睢阳出发，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领大兵，驻州东南，另在州西满布旌旗，设为疑兵。李世辅领兵向州西进击，金军由右翼万户夹谷清臣统领的先锋军出击，李世辅军败退。次日，宋军全军出战，纥石烈志宁、夹谷清臣等大败宋军。李世辅败退到符离，宋军损失惨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议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发兵侵宋，压迫南宋就范。金军渡过淮水。徒单克宁部攻占盱眙及濠、庐、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议定宋朝割让海、泗、唐、邓等州及商、秦两州地给金朝。宋对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每年向金贡献银、绢二十万两、匹。此次和议后，金、宋约三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定都中都 世宗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了契丹、汉族人民的起义，对外迫使南宋求和，订立了和议，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

　　海陵王自上京迁都中都，制定了以汉人居住地作为统治中心的国策，遭到女真保守贵族的反对。世宗在东京即位后，一些女真贵族又建策还都上京。世宗母舅、参知政事李石对世宗说：“现在正隆（海陵王）远在江淮，寇盗（指各族起义军）蜂起。百姓引领东向，宜在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是万世之业。愿陛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牵扯。”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曷速馆女真）自白彦敬处来投世宗，受命任参知政事，也对世宗说：“现在正隆已渡淮，窝斡的势力还没有太盛，将士在南，家属都在此。还是早去中都为好。”世宗采纳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启程，十二月到达中都。世宗继续定都在中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后，仍然继续实行海陵王直接统治汉地的国策。

　　修订官制 金世宗即位后，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j&。汉人）详定制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制度，由尚书省颁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继承海陵王时的政治制度，只是稍加增损，减并冗繁。较重要的改动，是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废除三省，政权集中到尚书省，设尚书令和左右丞相，废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制度，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显然是为了便于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以巩固他的统治。

　　多民族的统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广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汉人参预军政。世宗继承这个用人政策，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颜氏掌握军政全权。海陵王镇压大批皇族反对派，多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执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对宋停战后，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贵族，包括反对过他的贵族，来巩固金朝的统治。随从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义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任右丞相，侵宋还师，又进为左丞相。纥石烈志宁曾与白彦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后，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世宗任为左副元帅，与仆散忠义侵宋，作战有功。世宗下诏给纥石烈志宁说：“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最多，现在又破大敌（南宋），朕甚嘉之。”金、宋和议订立后，一一六五年，纥石烈志宁进拜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为枢密使。徒单部人徒单合喜，海陵王时任西蜀道兵马都统，世宗即位后，仍为陕西路统军使，又改任元帅右都监，败宋吴璘军，收回陕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进为枢密副使。回怕川纥石烈部纥石烈良弼，海陵王时为尚书右丞。世宗命他招抚契丹族人，进为平章政事，又进为右丞相。纥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汉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时中进士第一（状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订制度、礼仪，一一六二年任参知政事。世宗对石琚说：“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间疾苦。你曾作县官，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应陈奏。”石琚执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进为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时汉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农、牧民起义被镇压后，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如移剌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时为都督府长史，世宗起用为户部尚书，进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统治的三十年间，自参知政事以上的宰相、执政官中，宗室完颜部贵族前后共七人，非完颜部的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巩固了金朝的统治。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就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金朝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黑龙江嘉荫出土“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铜印及印背字款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统治稳定后，一些汉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统治集团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愿在金朝作官，又不去进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山东、河北一带出现的全真教，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汉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团。咸阳人王喆（音哲zh6），是当地的大地主，研习儒经，又隶名武选，后在终南山弃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东宁海，与当地儒者马钰（丹阳）结识，与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邱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璘（广宁）和马钰的家人孙氏（号清静散人）等，合称七真人，王喆自称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在山东传播。入教者，讲儒经和道德经，只是节制饮食色欲，淡泊自适，不参顶政事，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教义或教规可言。名曰宗教，实际上只是地主文人相互联络的集团。他们不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护，过着清闲的地主生活，作诗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东回陕西，在汴京病死。邱处机（登州栖霞人）自东莱西入潼关，先后住在磻溪和龙门山十余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终南山召邱处机到中都传教。这年秋天，邱处机得世宗准许，再去关中。全真教的领袖邱处机遵奉金世宗的征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们对金朝统治的拥戴。金世宗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争取到全真教汉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团对他的统治的支持。

　　沧州人刘德仁又创大道教，信教者“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实际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样性质的地主阶级的社会集团。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刘德仁入居京城天宝宫传教，并赐予东岳真人称号。

　　三、女真族封建关系的发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时，金朝逐渐消除着女真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采用了汉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并逐步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结合汉人、契丹和渤海等统治阶级的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稳定了金朝的统治。金朝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此期间，女真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渐向着封建制的关系过渡。虽然女真族内部依然保持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的经济关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剥削形态。

　　封建制租佃关系的发展 自金熙宗时起，女真猛安、谋克户即陆续大批地南迁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时，又陆续把上京完颜部宗室迁到中都、山东及河东等地。世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女真猛安、谋克户分布在各地，与汉人杂处。据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统计，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领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据一一八七年的统计，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汉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户的总数为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谋克人户，约占金朝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谋克户，计口授田耕作，有战事则出兵作战。大小奴隶主役使奴隶生产。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到汉人住地，与汉人杂居，猛安谋克领授的耕地，成为汉族地主庄田所环绕着的若干小点，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内地的猛安谋克户，也由于汉族和契丹人户大批北迁，而陷于封建庄田的包围之中。封建的租佃制关系从多方面对女真族的奴隶制和授田制发生深刻的影响。海陵王和世宗时代，金朝发动的战争，不再大规模地掳掠奴隶。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议订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作战，断绝了从俘虏中补充奴隶的途径。封建租佃制的生产方式在女真族中从两个方面发展起来：（一）一些占有奴隶的女真猛安、谋克，出卖奴隶，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在战争停止后，不再回到自己领受的田地里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户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分化。

　　出卖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世宗曾下诏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这些记载说明，无论在金朝内地还是汉人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隶，采用租佃制剥削农民的现象都在发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二点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点三口。虽然奴隶只集中在少数猛安、谋克等首领手中，但总数的减少，也说明奴隶在生产中已经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金史·食货志》记载，一一八三年的统计，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平均每户占有奴隶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约两千一百六十七亩。谋克部内的贵族，一户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这些情况表明，在少数女真贵族大奴隶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隶耕作，保留着奴隶制的严重的残余。

　　官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统治集团支配，授给民户耕作。南下侵占广大汉人居地后，在保存汉人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又把大量土地拘为官有，作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处的官地、荒地、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为官田。官田除授给猛安谋克户外，又令民户租佃，由官府收租。世宗继续拘括各地官田，由官府出租给民户。朝廷成为收取大量地租的最大的地主。

　　但是，大批官田，特别是上等的良田，都被“官豪”、“豪民”即官僚地主们从官府租去。他们再把这些官田转租给佃农，从中取得大利。年久之后，这些“官豪”就把租佃的官田“冒为己业”，据为己有。他们从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发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贵族大地主占据了大批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

　　辽宁朝阳金墓壁画（摹本）

　　民户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不耕不战，把领受的田地出租给汉族农民的现象，也在普遍发展。一一七六年间，世宗在一个诏书中说：“南路女真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他们的田土，他们所得无几，费用不足。又不习骑射，不任军旅。”世宗诏令女真户中“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女真民户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产，单靠地租过活，不足以维持生计。世宗采用签入军籍，每月发给钱米的办法来优遇女真民户，但出租田地的状况仍在继续发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对大臣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给汉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给人足，真是困难呵！”世宗又说：“要多派官员查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足者才许租佃给别人。”世宗重申了计口授地，但又允许力不足者出租，实际上是承认了租佃领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发展不可抑止。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阅各户人力，可耕顷亩，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许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发现猛安人户不自耕种，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劝农官去查办。规定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这些情况说明，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不自耕种，出租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的现象，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放免“二税户”与奴婢 辽代贵族头下军州中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在辽朝西迁后，沦为金朝的奴隶，他们纷纷向官府陈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凭证的二税户，放免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为平民籍没入官的，隶属宫籍，称监户。原为奴婢入官府的，隶太府监，称官户。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时被杀官员家属入宫籍监为监户者，放免。汉人官员刘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当地原被俘掳来的奴隶陈诉原为良民，刘玑一律将他们放免做平民。世宗认为，刘玑不查契券真伪，竟将刘玑贬官。这些事实表明，来源不同的各类奴隶，在逐渐摆脱奴隶的身分，恢复平民的地位。他们中间，无地可耕的人们，也只有去租种贵族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

　　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①自从金朝统治者进入辽、宋统治下的汉人地区以来，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人地区的状况，采纳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主张、两个派别的斗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统治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随着这种过渡的实现，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了。

　　在金朝统治下的辽、宋旧境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汉族人民仍然是绝大多数。广大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畜牧业 海陵王末年发动侵宋战争，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在战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时原有九个群牧所，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有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世宗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畜牧业逐渐恢复。一一八八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头。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

　　黑龙江绥滨出土玉马

　　黑龙江肇东出土铁马镫

　　农业 世宗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劝农田者，谋克每年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惰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如果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受罚，笞三十；农田荒芜严重者，判徒刑一年；连续三年都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

　　户口和垦田——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二十年后，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户，四千四百七十万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口，为金朝户口“极盛”的一年。

　　由于广大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金朝猛安、谋克部等拥有的垦田，据一一八三年统计，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部占有的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垦田为一万六千多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一般汉族、契丹民户所占有的垦田。

　　从金朝初年起，女真族从内地大批南迁，不少从前荒芜的地区得到开垦，因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近年东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铁农具，说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农民垦为耕地。

　　各族劳动人民不断开发山区、开拓山田。张檝《婆速道中书事》诗：“泉源疏地脉，田垅上山腰。”边元鼎《新居》诗：“远山田多种黍。”（元好问：《中州集》）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农民都开垦了大量的山田，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农具——近年出土金朝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蹚头”（蹚音汤t1ng），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从犁的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经比辽朝有所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等三种。此外，还有锄、、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等铁制农具。这些完备的农具的出现，表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带，铁制农具的形制大体与宗州相似，种类却更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头、锄、、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这些农具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表明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加强田间的管理，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

　　黑龙江伊春出土的铁农具:铁、铁镰

　　农业生产情况——金朝占领的辽、宋地区，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居各路之先。宋人许亢宗记载，中都路大兴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农业已经相当发展。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种麦，产量较高。咸平、临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个猛安部徙居到这里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金史·食货志》）。

　　黑龙江肇东出土的铁铧

　　由于各族农民的辛勤耕作，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全国常平仓每年约积粟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能够积存这样多的粮食，说明各族劳动人民每年生产的粟米的总额要相当这个数额的许多倍。

　　手工业 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纺织——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私营的纺织业作坊。河北东、西两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到金朝时相州产“相缬”，河间府产“无缝锦”，大名府产皱縠（音胡h*）和绢。河东南路平阳府产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产绫，涿州产罗。中都大兴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丝织业居全国之冠，此后更加发展。

　　黑龙江绥滨出土双鹿玉雕牌饰

　　矿冶——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一一六三年，金朝规定，金银坑冶准许民间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抽税）官，对各地坑冶实行监督。一一六五年，官府准许百姓“射买”（租）银冶。一一七二年，取消坑税，允许百姓随意开采。因此，金银坑冶得到发展，仅坟山西银山的银坑，就多达一百三十处。

　　由于各方面对铜的需要，金朝几次派出使者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者给予奖励。世宗曾与大臣商议鼓铸之术。工匠不仅在中原地区，而且越过天山，往“北界”采铜。

　　金朝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并把民间铜器拘括入官。旧有铜器除腰束带、鱼袋、神佛像等以外，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官营作坊铸造大批铜器。如黑龙江省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镜”，边款刻铸“上京巡警院”五字；在另一枚“牡丹花纹镜”上，边款刻铸“上京宜春县”五字。这些器物都是由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生产并经过官府“检校”的。尽管官府铜禁甚严，民间仍私铸出许多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镜子。

　　煤的开采和使用这一时期更加普遍。元好问《续夷坚志》说，河南府渑池县产石炭，炭穴显露，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积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烧着，随即产生烈焰，冬天用来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郸县路旁的酒铺，也以石炭“备暖盪”。南京城里许多“小民”家里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当时烧瓷、炼铁等手工业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黑龙江阿城出土双鱼铜镜

　　黑龙江阿城出土童子攀枝镜

　　女真族在建国前已经炼铁。金朝建立后，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云内州盛产一种叫做青镔铁的铁器。近年，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铁器。辽宁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也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黑龙江省五道岭地区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金朝的铁矿和冶铁遗址。这些矿坑有十多个，最深达四十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这些实物证明，这里是一处以五道岭为中心的从开采、选矿到冶炼的一连串生产过程完整的冶铁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发现过炼铁炉的遗址。

　　制瓷——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展的手工行业之一。女真族在建国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为盂，楪髹以漆（髹音作xi&），以贮食物”。金朝建立后，辽、宋旧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徐州萧县白土镇，北宋时邹姓窑户曾担任“白器窑户总首”，拥有三十多窑，工匠数百人。金熙宗时，这里的瓷窑继续生产。近年在白土镇发现一件瓷瓶，瓶上刻划着“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铭记，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后，这里的民间制瓷业已相当发展。世宗以来，各地原有的瓷窑得到逐步恢复。著名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钧州的瓷窑烧造一种叫做“钧红”的器皿，象玫瑰一样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色彩复杂。钧瓷一般为民间所用，至今传世较多。耀州瓷窑以生产青釉器为主，纹饰大多印制。定窑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载明生产瓷器的地点。这里所产瓷器可能主要供宫廷和贵族享用。抚顺大官屯窑烧制黑釉器，产量很大，其产品在东北各地遗址中都有发现。瓷窑的规模也很大，奉圣州永兴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烧瓷的技术也不比宋朝落后。耀州窑的一处遗址，面积达五百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在表面涂有耐火泥。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金朝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在各瓷窑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税。

　　赤峰出土金花白恣罐

　　邢台出土金白釉瓷枕

　　造纸和印刷——河东南路所受战争创伤较轻，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曾经闻名一时。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金朝的刻书中心。《金史·地理志》记载，平阳府物产有书籍。官府在这里设置专门的出版机关，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平阳一带的官僚、地主“家置书楼，人蓄文库”。绛州平水县著名书坊称“晦明轩”，曾刻宋人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及《通鉴节要》等书。中都的国子监刻印经史等大量书籍，发给各地学校，称为“监本”。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也都刻印大批书籍。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造，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印成。

　　金刻《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书影

　　金刻佛经：赵城藏

　　金朝刻印的书籍，很少流传到宋朝。宋朝人称金朝的书籍为“北方板本”，有时按木板的材料称呼，叫做“北地枣本”。

　　火器制造——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可以说与南宋并驾齐驱，在北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将药线点燃，“药火发，猛作大声”，因而捕杀了狐群（元好问：《续夷坚志》）。这种火罐不仅具有燃烧的性能，而且带有爆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2o）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宋赵与■：《辛巳泣蕲录》）。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上火药，用火点着，据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音弱ru^）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筒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较为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不过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钩带。按照这件“小样”造出巨舰以后，本来要调发附近州县的百姓来拖曳入水。张中彦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巨舰附近的地势修治倾斜，然后取新的秫秸，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两旁，于凌晨霜降地滑，率领役夫将巨舰滑曳到河中（《金史·张中彦传》）。金朝的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蔡珪《撞冰行》诗：“舡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中州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由于造出了这种撞冰船，过去船夫在寒冬“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艰苦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书中“造船物料”节，详细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商业 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金朝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的时候，燕京三市已经“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贸易相当发达。以后，由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兴府在海陵王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共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口。中都在金初商业就已较为发展，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世宗时，商业更为发展。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营建宫室。世宗时，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三万五千多户。以后到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

　　陕西临潼出土刻有“行人”等錾文的金代银铤

　　大定通宝和秦和重宝

　　金代交钞铜版

　　其他城市，如咸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所集”之处。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城内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甚多。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这里“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音柱zhù）”。“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据世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人记载，从黄河汤阴县以北，州县开始有城壁，市井繁盛，胜过河南。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权衡和百货的估价。除中都设市令司以外，东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设此官职。金朝城镇商业中的行，见于记载的有油面行、布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称为“行人”，同业商行的首领称为行头和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颍、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