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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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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人物经历

求学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5岁至13岁入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
任教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抗日救亡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大代表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著书经历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论》。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范文澜还于1929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35年写过一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学术思想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
        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主要作品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中国近代史》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捻军》范文澜等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
        “白话版”《沁园春·雪》
        《中国通史》(第一、二、三、四册) (范先生故去后,第五、六、七、八、九、十册由蔡美彪等编撰完成),《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家族成员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个人荣誉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外界评价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澜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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