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

　　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

　　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

　　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百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榛（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金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术。术音烛zh*）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扬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

　　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尚书礼部侍郎张浚，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弼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玠音林 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率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扬《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1n），儿子王珪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