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死后，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敌视的两大势力，继续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保守派执政

　　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x)）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已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

　　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

　　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guī）、蔡确（右仆射）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首相），知枢密院事韩缜（音诊zhěn）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里。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等人随即着手排挤变法派。蔡确当时受命为“山陵使”治理神宗丧葬事。章惇对司马光废新法用旧人多次争论。保守派借此并力弹劾蔡、章。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刘挚进而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无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中，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以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免，以范纯仁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老臣文彦博还朝。文彦博年已八十一，由儿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政权。

　　保守派得势，对变法派打击不遗余力。有人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在朝外的变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吕惠卿。吕惠卿被劾赃罪，出知延州，长期不能查实结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司马光任相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连续上章，说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兴大狱，威胁郑侠、王安国，又与王安石相攻击，连猪狗都不如。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一○八六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苏辙、王岩叟等又上疏说：“虽然在常人处罚已算不轻，但吕惠卿如同鲁国的少正卯，不应如常人用常法治。”高太后又责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罢职出朝。保守派进而指王安石、蔡确为奸党。梁焘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为奸党，当然就不能继续在朝。保守派在废新法的同时，又企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权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进札，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几个小集团互相攻击。一○八七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仁宗和神宗。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出知怀州。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颐“汗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一○八九年，因贬蔡确，又起纷争。蔡确在安州赋诗十章，被保守派指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贬谪新州。左相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蔡确贬后，吕大防以为蔡确党盛，不可不治。谏官刘安世、吴安诗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罢相出知颍昌。一○九○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刘挚为门下侍郎，次年进为右相。吕、刘又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出知亳州。保守派官员结为朋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执政前后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再次与保守派展开斗争。

　　二、变法派再起

　　一○九三年十月，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在此以前，保守派的老臣遇事情奏高太后，不以哲宗为意。皇族与后族日益矛盾。高太后死，苏轼见形势有变，请求出朝，知定州。范祖禹、苏辙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说”（指变法派）。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请哲宗继述神宗法制，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召回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执政。一○九四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三月，考试进士策问，李清臣出题，指责罢废新法。苏辙上疏攻击，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进士由杨畏覆考，考卷赞同熙宁、元丰新法者，都得前列。从此，继述神宗新法的舆论传播开了。

　　哲宗在三月间罢免了左相吕大防，使出知永兴军。四月，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并请改年号。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一○九四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随即任命章惇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对用章惇，被罢免翰林学士职。右相范纯仁辞官出知颍昌。章惇为相，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都入朝任要职。吕惠卿知大名府，又转知延安府备西夏。变法派在哲宗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展开对保守派的反击，逐步恢复新法。

　　反击保守派——一○九四年七月，御史中丞黄履、张商英、来之劭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章惇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次年八月，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纯仁上疏，请将吕大防等原放。范纯仁因此落职，徙知随州。一○九七年，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已死诸人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被贬官者共三十余人。

　　元祐时史官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有意篡改事实，诋毁新法。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据王安石的《日录》和有关纪录核对，查出篡改诬陷事迹。范祖禹、黄庭坚因此降官，遣外州安置。

　　复新法——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执政，逐步恢复新法。一○九四年四月，依据神宗元丰八年条例，复免役法，改定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元丰时限二分）。一○九五年，复青苗法。董遵等建言，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一○九七年，复置市易务。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同时复行保甲法。一○九八年，章惇主持编定常平免役敕令成书，颁行全国。大抵在此几年间，新法只是恢复到王安石罢相后元丰时的状况。变法派再起，并没有能够朝着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的方向，再向前进。免役法恢复时，规定各地豪强地主大户出免役钱在一百贯以上者，每一百贯减三分。像这样的变动，竟是对大地主有利了。

　　变法派再分裂——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再度出现分裂。章惇原议文彦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岭外，中书侍郎李清臣持异议，以为流窜累朝元老，将使舆论震动。哲宗采清臣议，重罪数人，其余不再问罪。章、李由是不和。一○九七年，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和，开封府官说张商英曾派人谋害来之劭。张商英因此贬官外出。杨畏在元丰时是变法派，元祐时曾一度附吕大防，高太后死，最先主张复新法。右正言孙谔说杨畏是“杨三变”，杨畏因此落职。孙谔论免役法，主张兼采元丰、元祐。蔡京说孙谔欲申元祐之奸，孙谔又因此罢职。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即上疏攻击市易，与吕惠卿、章惇分裂。一○九四年六月，曾布被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向哲宗攻击吕惠卿，说吕不能在朝。吕惠卿因此始终任外官。曾布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并攻击章惇任用吕升卿、周秩、林希等变法派。一○九九年，曾布更进而指责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处理过分，是“报私怨”。曾布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恶意攻讦，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严重的。变法派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更加削弱了。

　　三、向太后当权，变法派被逐

　　元符三年（一一○○年）正月哲宗死，无子，异母弟端王佶（音吉jí）即位作皇帝（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和高太后一样，向太后也从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向后当权，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向太后以章惇为哲宗山陵使治丧。二月，起用韩琦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韩忠彦于元祐时曾被擢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政，与曾布同领枢府。哲宗绍述神宗法制，韩忠彦反对，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向太后立赵佶为帝时，章惇曾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持有异议。曾布当面呵斥说：“章惇！听太后处分！”曾布因此得到向后的信用，与韩忠彦合力打击章惇为首的变法派。

　　三月间，韩、曾首先荐用陈瓘（反对章惇复新法。（瓘音贯gu4n）和邹浩（哲宗时因弹劾章惇被罢职出朝）为左、右正言，龚夬（音怪gu4i）为殿中侍御史，控制了御史台的言路。同时，排挤中书舍人张商英出朝为河北路转运使。四月，罢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韩忠彦进为右相。又恢复范纯仁官职，范以年老失明，请准归乡养老。五月，进而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原官。

　　五月间，龚夬等弹劾蔡卞在哲宗朝助章惇陷害“故老元辅”。蔡卞罢尚书右丞，分司池州。有关官员也被指为“卞党”贬官。九月，章惇又以山陵使“奉使无状的罪名被弹劾罢相。安惇、蹇序辰（蹇音剪ji3n）免官除名，放归田里。蔡京被指为与弟蔡卞同恶，罢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林希落职，知扬州。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几乎全部被罢黜出朝。韩忠彦进为左相，曾布以知枢密院事进为右相，韩、曾由此掌握了全部政权。

　　王安石初变法，荐用曾布。但在以后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中，曾布几次看风转舵。拜相后，写信给弟曾肇说：“我从熙宁时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我不曾雷同熙、丰，所以得免元祐的贬斥。我不附会元祐，所以又得免绍圣时的中伤！坐看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我独泰然自若”。曾布以追随变法派起家，但早已是一个投机家。向太后还政给徽宗，曾布又向徽宗秘密建言绍述父兄（继承神宗、哲宗）。徽宗则以消除朋党为名，来稳定宋朝的统治，一一○一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宋朝在徽宗统治时，进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