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五四年（蒙哥四年），忽必烈自大理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与大理原来的统治者段氏共同治理云南地区。随后，蒙哥根据兀良合台的建议，按蒙古军政合一的制度，将原有的三十七部并成十九个万户府，任命土人和蒙古官员为万户长和达鲁花赤，兀良合台任都元帅总镇其地。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后，在一二六三年至一二七一年间先后派遣昔撤昔、也先、宝合丁、阿鲁帖木儿担任此职。在云南设省以前，他们是云南地区的军政首领。

　　忽必烈北返时，还留下宗王不花驻守云南（中统二年封为建昌王），重大军政事宜都元帅必须向宗王请示。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又设大理等处行六部和王傅府，以行六部的尚书、侍郎兼王傅府的王傅、府尉和司马，行政机关和王府机构合为一体。一二七一年，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等毒死，元朝又以南平王秃忽鲁出镇云南。

　　蒙古军自一二五三年进入云南后，在大约二十年内，基本上是军事占领，镇戍云南的诸王和军事将领只是搜括财物和掳掠人口。各族人民反抗蒙古压迫的斗争相继而起。一二七三年，忽必烈鉴于委任失宜，决定建立云南行中书省，任命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云南省事。赛典赤赡思丁是来自中亚布哈拉的回回人，在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四汗时期，担任过山西、燕京、川陕等地的地方官职，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和统治方法。赛典赤赡思丁于一二七四年到云南，与镇守云南的宗王秃忽鲁，确定王府和行省的职权范围：王府可以对行省进行监督，但执行政令的权力归于行省。次年，他又建议由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听行省节制。后来又将这两个机构和重设的官吏省去，加强了行中书省的权力。赛典赤赡思丁还把原设的万户、千户废除，改成三十七路、五府，下设州县，并重新改定各路府州县的名称，与其它行省取得一致。路府州县的官吏，要重新选派蒙古、色目、汉人和当地土著人担任，六品以上，都必须经元朝任命，六品以下，由本省选派上报，从而加强了元朝和行省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元朝云南行省的范围，东至普安路的横山（今贵州普安县，一度曾到贵阳），西接印度的阿萨密，西南至缅甸的江头城（八莫附近），南边曾连接八百媳妇（泰国北部）和老挝境，北至罗罗斯的大渡河（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所辖区域比后代的云南省要大得多。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见于元代记载的有白人、罗罗、金齿白夷、末些（纳西）、斡泥（哈尼）、蒲蛮（布朗）、卢蛮（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独龙）、野蛮（景颇）、依人（僮族）、土僚蛮（仡佬）等族。

　　一、白人（白族）和罗罗（彝族）等族

　　元代的云南行省大体是建立在大理国的旧境内，除了周边一些依附于大理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民族是白人和罗罗。

　　白人原称■人，史书又称“白蛮”，是白族的祖先。

　　白人原来聚居在洱海及其邻近地区，曾经建立过南沼和大理国。据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元代白人主要聚居在中庆（昆明地区）、威楚（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永昌（今保山地区）等路府。统治者王室和贵族，控制了从中庆、威楚、经大理至永昌等重要地区的交通线，并于沿线要地建立起若干城镇，分封在各地区的白人贵族以这些城镇为中心，不断扩张统治势力。白族人民也进而散布到姚安、丽江、鹤庆、北胜、腾冲、顺宁、元江、临安、澂江、曲靖、武定等地。大理国段氏强盛时，白族曾经发展到黔西的普安，川南的大渡河以南地区。

　　白人段氏世代为大理国主，是云南各民族的统治者。忽必烈征云南，国主段兴智降。一二五五年，段兴智同他叔父段隔去朝见蒙哥，奉献地图，提出平定诸部和治民立赋的办法，受到蒙哥的赞赏。蒙哥命段兴智继续统治白、爨等部，令段福统领军队。次年，段兴智等回大理，率领白、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未附各部，侵掠交趾。段兴智死，弟段实继位。一二六一年，段实入朝忽必烈，受命领大理、善阐（今昆明地区）、威楚、统矢（元改姚州）、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节制当地的万户、千户。

　　忽必烈派遣赛典赤来治理云南，一二七六年，立行省，置郡县，改善阐为中庆路，作为省治所在地。段实被改任为大理路总管，辖地缩小到大理、蒙化、威楚等地。

　　罗罗，史书上或译落兰、卢鹿，又称“乌蛮”。别部或自称撒摩都（或作些莫徒）、罗婺、摩察、■刺，都是彝族的先民部落。在唐宋的记载中，他们被称为爨人，元代也称为爨，或简称寸。《云南志略》指出：“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雟皆此类也。”这是指罗罗的集中地区。

　　顺元是八番顺元宣慰司所辖的顺元等处宣抚司，辖今贵州鸭池河左右的水东和水西地区，尤以水西（彝语称“亦奚不薛”，“亦奚”意为水，“不薛”意为西）彝族最为集中。曲靖宣慰司现在只有西境属云南，是彝族聚居区；东境普定（安顺一带）、普安（普安、盘县等地）路在今贵州西南，此处与顺元的彝族在汉籍中都被称为“罗鬼”、“罗氏鬼”，或称“鬼蛮”。他们在唐末已形成较大的独立政权，被称为“大鬼主罗殿王”。宋末，北部有罗氏鬼国，依附于宋；南部有罗殿国，依附于大理，与宋广南西道常有贸易来往。但实际上部落甚多，称谓也不固定。

　　蒙哥时，兀良合台攻押赤城（昆明），“鬼蛮”出援兵助守。蒙古军队攻陷押赤等城后，乘胜进入鬼蛮境（蒙语称赤秃哥儿、赤秃哥或赤科，“魔鬼”之意），招降罗鬼诸部。云南设郡县后，以于矢部设普安路，普里部设普定府，后升为路，隶曲靖宣慰司。其余地区，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曾多次前往招降和征讨，先后设置了八番罗甸、顺元，亦奚不薛三宣慰司及若干安抚司、宣抚司等机构。一二九一年，顺元宣慰司撤消。次年，并八番罗甸和亦奚不薛宣慰司合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属云南行省管辖。

　　乌撒乌蒙等处是一个宣慰司，这里原有乌撤（贵州咸宁）、乌蒙（云南昭通一带）、閟畔（东川市、会泽、巧家县地）、芒布（镇雄、威信等县）、易娘（彝良县）等部。乌蒙部驻窦地甸，部主阿杓受宋封为乌蒙王。芒布居屈流大雄甸，宋封为西南番都大巡检使。

　　一二五六年，蒙哥令兀良合台从云南率军与四川蒙军会师，途中先后招降了閟畔、乌蒙、易娘、芒布等部。乌撒部屡招不降，一二七三年才向元朝降服。元朝陆续设立了乌撒、乌蒙、芒布（辖益良州，即易娘部；强州）东川（原閟畔部）四路。一二九三年，乌撒宣抚司改为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统辖以上四路，大致与今昭通地区相当。东邻亦奚不薛，南接曲靖，是彝族的聚居区。

　　越雟是唐郡名，南诏设建昌府，元朝设为罗罗斯宣慰司。越雟等地原属大理国，只有邛部每年向宋朝贡名马、土物，宋封其首领为邛都王。大理国逐渐衰败，落兰部崛起于沪沽、称雄于各部。蒙哥时，落兰部主派遣侄子建蔕降附蒙古。后来建蒂又杀蒲德，自为部长。建蒂以女沙智嫁阿宗，命阿宗守建昌。建蔕连续并吞邛部川、阿都、屈部、■綖、蒙歪（元会理州）、麻龙（元麻龙州）、绛（元姜州）等部。一二六八年，忽必烈令招讨使怯绵攻建蔕，大败，怯绵被处死。一二七二年初，忽必烈又派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同南平王秃忽鲁、四川行省都元帅也速带儿等联军进讨。经过一年多的激战，建蔕力尽投降，沙智等四人也被俘。

　　此后，元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五个总管府：建昌（西昌）、里州（原阿都部，后并入建昌路）、定昌（原屈部）、德平（原■綖部，后定昌、德乎并为德昌路）、会川五路，二十三州，上设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总管。按元朝的制度，由朝廷直接派遣蒙古、色目和汉人官员为正副宣慰使都元帅，直接进行统治。

　　此外，当时属于四川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管辖的马湖路也是彝族集中的地区。元朝曾在这里设泥溪（今屏山县）、平夷（屏山东境）、蛮夷（屏山县西境）、夷都（治今秉彝场）、沐川（今沐川、马边县）、雷坡（今雷波县境）六长官司。罗罗斯宣慰司和马湖路已包括了今四川省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内。

　　综上所述，元代的彝族主要聚居在今云南的东北部及其与四川、贵州毗邻的地区，此外，中庆、澂江、临安、元江、广南、威楚开南、广西、大理等路都有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特别是云南的中心地区，彝族和白族区是互相交错的。

　　大理以北，毗邻吐蕃的金沙江畔，元时属于丽江路的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等地，沿山寨中住有末些人，又称摩些或磨些，即今纳西族。丽江路及大理、永昌等地还有卢（又称卢鹿、栗些，即傈僳族）、峨昌（又称俄昌、阿昌）、撬（又称“俅人”，即独龙族）、吐蕃（藏族）、西番（普米族）、弩人（即怒族）。

　　史书上所称的“野蛮”，即景颇族，住在丽水（伊洛瓦底江）两岸，即今江心坡到孟养一带。

　　和泥（又称斡泥、窝泥、禾泥）即哈尼族，主要居住在临安西南的红河地区，元代曾在这里设和泥路。元江路等地也有部分哈尼族。

　　蒲蛮（又称朴或扑子蛮）即布朗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即永昌，腾冲二府地区。

　　经济的发展

　　云南各族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一二六七年，皇子忽哥赤往镇云南，王府文学张立道担任了大理等处劝农官。以后，云南设置行省，赛典赤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们都注意到要恢复和发展农业以巩固元朝在云南的统治。

　　白族、罗罗族人民对兴建水利灌溉事业有自己的传统。大理国末期，国政荒乱，水利失修。昆明西南的滇池，由于没有出水口，夏季山洪暴发，往往淹没湖边田野，昆明城内也泛滥成灾。赛典赤等经画修濬，白、罗罗各族人民先后修建了松华坝、南坝，疏濬或新开了盘龙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筑河堤、水闸，控制水流，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这不但减轻了水患，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因排泄了湖边积水，增加了良田百余万亩。据当时记载，亩产量一般可达到二石。从元世祖至元初年开始，直到成宗大德间，昆阳州海口的工程还在继续。

　　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描述了他在大理一带的亲身见闻。云南州（祥云）以西三十余里的品甸有个清湖，白族用来灌溉，其利可达云南州城郊。自嵓甸（弥渡）有赤水江可兴水利，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州甸（凤仪）川泽平旷，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少旱虐之灾。大理点苍山泉源喷涌，共有一十八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

　　云南设置劝农官，推广先进地区生产经验。白、爨人虽然早已养蚕和植桑，但不得法。张立道传授汉族的经验，收利等于过去的十倍。赛典赤也推广了种植粳稻桑麻的先进技术。元成宗时，李京曾描述说，白族经营的麻麦蔬果，同内地近似。

　　一二七五年以后，云南行省在中庆、大理、威楚、曲靖、澂江、仁德、临安等路府实行屯田，阅实户口，拘刷漏籍户作屯田户；在鹤庆，罗罗斯等处，还抽出一些编民立屯。屯田户的租赋直接交给政府，一二八五年一年即交租银五千两。一二八九年，元朝又在上述各地和武定、乌撒、东川等路发展军屯，由当地的乡兵爨■军经营。一二九三年，梁王以汉军梁千户军于乌蒙屯田（后迁新兴州）。一三一六年，行省调拨畏兀儿和新附汉军于乌蒙屯田镇守。

　　民屯大部由官给田，中庆路官给田，达一万七千二十二双（近七万亩）。赛典赤还贷给了屯民牛、种、农具等。延祐年间，畏、汉军在乌蒙屯田一千二百五十顷，是在有“古昔屯田之迹”的荒地上开垦的。元朝实行屯田，本意在扩大收入，但因此也扩大了耕地面积，促使白人和侠爨人转入了农业。

　　在大理国时代，云南就以畜牧业著名。十二世纪初，各方向大理国王贡奉牛马，据说“牛马遍点苍”。宋高宗南渡，迫切需要战马。西北的马市被金朝隔断，改在广西皇州设提举司，向罗殿、自杞、大理买马，还曾派专人去善阐府商谈买好马一千匹。大理马极为宋人称道，据说有日行四百里的骏马。元初马可波罗到昆明、大理等地，也说这里是产马很多的地方，人民以畜牧和种植为业，他们养的马甚至远送到印度售卖。元成宗初年，云南一年贡献给梁王的马就达二千五百匹之多。亦奚不薛是直属皇帝御位下十四处牧地之一，由罗鬼首领，八番顺元宣慰使铁木儿不花主管所牧国马。

　　云南地处高原，山地盛产绵羊，用羊毛做的毛毡成为白、罗罗各族人民的必用品。

　　白、爨人民的手工业大多还没有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由于绵羊很普遍，织毡是常见的家庭手工业。从贵族到平民，每人都有一件披毡。平民赤身披毡，白天是衣，晚上是被。大理出产的上品毡长大而轻。云南出产的棉布以精巧著称，有“白叠”、“朝霞”等名目，是贵族服用的衣着。

　　大理的采矿、冶金业已相当发展。宋人形容大理制作的刀“铁青黑”，“南人最贵之”，锐利程度可以吹毛透风。元代云南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澂江、建昌等地都产铁，一三二八年全省铁课达十二万余斤。大理的制刀技术也反映了当时炼铜的技术水平。铜产于大理和澂江萨关山，当时全国只有云南有铜课。金产地几乎遍布云南各处，马可波罗一再描述云南黄金很多，所以金对银的比价较别处为低。云南金课当时占全国首位。银产于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等路，银课占全国的一半。由于金、银、铜出产丰富，云南用这几种金属加工的手工艺品也相应发展，如用金银打制各种贵重饰物，用铜铸佛，打制各种器皿，技艺都很高。此外，罗罗斯的珠、会川的碧甸子也很有名。威楚、建昌和大理的盐井都产盐，元朝在威楚设有提举盐使司，在大理白盐城设榷税官，收入很多。

　　南宋时，大理国以及罗罗斯、乌蒙、罗鬼等部在邕州、黎州、叙州、沪州分别同南宋进行互市。白、罗罗等族以输出马、羊、毡、白叠、兽皮、云南刀、甲胄、漆器、麝香和各种药材为主，换取南宋的丝织品、磁器、盐和汉文书籍。元朝统一后，商旅可以直接往来，为云南和内地的物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赛典赤采取了降低商税、繁荣市场的措施。云南商人同藏族地区及缅甸等地也有贸易往来。本地的贸易通过集市进行，称为“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

　　云南通用的货币是叭（贝壳）。元朝行用交钞，允许交钞和叭公私通用。税收按黄金计算，用■折纳。金、银是高级通货，每金一钱值■子二十索（每索贝八十枚）。建昌等地区有用盐巴作货币的，盐巴用同一种模子做成，上有官方印记，所以同黄金也有固定的比价。

　　白、罗罗各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白人社会较为先进，其次是中庆等中心地区的爨人，大理国时期已确立起封建制度。大理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他把关津要隘和富饶地区分封给段氏族人。段氏取得大理政权曾得力于东方三十七部的支持，因而封一些“乌蛮”贵族为领主。以后权臣高氏专政，大理王将善阐、威楚、统矢（姚安一带）三府和秀山（建水一带）、石城（曲靖一带）等地分封给高氏世守。高升泰有嫡子八人，分牧八府，庶子十一人，分牧四镇郡邑，世官世禄。他们对封地内的土地和人民有世袭的封建统治权，但要对大理王定期进纳贡赋和调派劳役、兵役等。

　　大小领主还有自己的私有庄园。大理国君臣的政治权力在元朝大大削弱，但私庄仍旧保留。现在大理地区的“白王庄”、“皇庄”等地名，可能即是大理王室私庄所在地的遗址。统治鹤庆的高氏后人一直拥有私庄，他们是庄内全部土地、山林和河流的领主，而全部居民则是领主的农奴。农奴必须对领主承担劳役，交纳地租，还要在特定的土地上服劳役，如“夫马田”、“守卫田”、“守坟田”、“鹅鸭田”等。农奴因各种名目要向领主送礼，没有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权利，领主有权随意侮辱和处置自己的农奴及家人。

　　蒙古军进入大理时，一些大理贵族战死、逃散或被剥夺土地，因此出现了属于元朝的官田和摆脱领主束缚的农民。元初几次籍民户，把农民编入向国家纳赋的户籍，以后才把查出的漏籍户调入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最先是由二○六六户漏籍户开创的，后来发展到屯田近九万亩，都是军民的己业田。他们编入屯田前已是摆脱了领主的自耕农。其余地区军屯的寸白军大都有己业田，官府调他们做乡兵，就是因他们既能守戍地方，又能耕田自给，不需国家另筹粮饷。

　　自耕农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农民的分化和新兴地主的产生。元朝的寺庙也占据大片土地，每一个新寺院建成，就有“常住恒产田园”，有些是由大官僚、地主的捐献，有些是购买或侵吞。元末，土地兼并日烈，元代屯田的土地多为僧道及豪右隐占，官府收不到税粮，农民也无己业田可耕了。

　　租佃关系也有所发展。农民租地一亩每年纳租三牛一升至五斗八升稻谷，最低地租每亩一斗六升。

　　云南东部罗罗聚居区较为落后，直到清代，武定、禄劝还有奴隶买卖现象，说明元代边远山区的彝族社会只发展到奴隶占有制度。其余罗罗斯、乌撒乌蒙、黔西罗氏鬼等部当更为落后。宋代常有大小凉山的奴隶主到宋朝境内抢劫奴隶的记事，也说明奴隶制度的发展。

　　文化的交流

　　南诏国时代，与唐朝已有密切的文化交往。白族学者已开始用汉字书写白语，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科学和文化成就。大理国时，白族同宋朝的汉族继续交流文化，风格和水平越加接近。元初，郭松年旅行大理，看到当地人的宫室楼观、言语书数等等，已经同中原差不多。

　　赛典赤是一个穆斯林，但他已在中原任官几十年，很懂得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大理国本来就提倡读儒书，设科选士，所以他一到云南，就因势利导，在昆明建孔子庙，修讲堂，选官员富民子弟入学，拨出专供祭祀和办学用的学田。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又下令云南各路普遍兴儒学，建孔庙。元朝借此加强它的统治，但对云南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所以有人说，六十年后，云南的“吏治文化”可以同中原相等了。一三一三年，元仁宗开始推行科举制度，其中也有云南的名额，由于各族的上层人物有可能通过考试挤入官吏的行列，这就促进了云南学校的兴办。

　　一三一四年，云南设儒学提举司，专门掌管学校。

　　南诏和大理时代，佛教已在云南盛行。僧人有两种：一种是“得道僧”，在寺院中修行，严格遵守戒律；另一种是“师僧”，有家室，念佛经，也读儒书。大理设科选士，选官置吏，往往都来自“师僧”。白人不论贫富，家家有佛堂，老少都不离念珠，吃斋敬佛。大理点苍山沿山遍是寺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东部地区也得到发展。

　　忽必烈崇奉喇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云南王忽哥赤也奉萨迦僧亦摄思朮纳思（八思巴的异母弟）为师。

　　以后的梁王也各有王师，兼任宣政院所属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管理云南的寺院。元代云南有许多供摩诃葛刺的神庙，传说是因南诏威成王尊信的缘故。摩词葛刺是喇嘛教的护法神，即元人所谓“番僧所奉之神”，这种信仰反映了喇嘛教的影响。

　　宋以后，中原佛教以禅宗为盛。忽必烈平大理后，善阐僧洪镜即去中原，居留二十五年，前后从“当世大德”四次学禅。回云南后，用白语讲经于筇竹寺，禅宗在云南开始传播。同时，中原的禅僧也从内地来到云南，如大休，是临济宗义玄十六传弟子，袁州仰山寺雪岩的门徒，曾于一二七八年来云南传播禅宗。

　　洪镜的弟子很多，相继主持筇竹、大德等大寺，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玄慧（定林）于一三一○年带着云南省臣的奏文至京师朝觐，接受皇帝保护寺院的玺书和御赐大藏经。僧人玄鉴，从云南出发，游历湖南、湖北、直至江浙，参见高僧二十余人学禅，最后入天目山，拜名僧中峰明本（雪岩法嗣高峰的弟子）为师，很受中峰赞赏，说他见人很多，但象玄鉴那样的人“非惟今少，于古亦稀”。玄鉴死于内地，他的弟子回云南大兴禅宗。

　　道教在元代传入云南，据说是全真教的宋披云首先在滇东传播，在昆明建有龙泉观、长春观、真庆观等。

　　赛典赤等大批色目官员，商人和士兵来到云南，他们大多信伊斯兰教。赛典赤在昆明兴建了礼拜寺。随赛典赤来云南的撒马尔罕人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也里可温），在云南传播基督教。马可波罗游历云南，曾在昆明等地见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

　　白、爨等族还祭祀各种民间信仰的神。大理国也有嵌、镇、海、读之分，大理点苍山称为“中嶽”，在中峰下建庙，供奉点苍山神。点苍山还有龙神，当地人逢天旱就往祈祷求雨。赵州以西的神庙，是州人祈求解除水旱疾疫的地方。

　　寺庙的建设，提高了云南各族的建筑、绘画、雕塑的水平。元代所建鸡足山佛寺，气势雄伟。

　　在各族人民中，对巫师的迷信之风仍然盛行。马可波罗提到哈刺章、永昌、押赤等地很少医生，有病就找巫师。一二九九年，元朝在各路设惠民药局，官给钞本，以利息备药物，选良医主持。云南行省共拨出■一万一千五百索。

　　各族人民的起义

　　蒙古征服大理以后，派出了诸王、都元帅对云南进行统治。他们抢掠人丁为奴，强制编籍人民和民田，征收高额赋税。云南各族人民遭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从兀良合台镇云南以来，二十多年内曾籍民户八次，人民不堪其苦。由于镇守者只懂得一味搜刮，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相继起义反抗。

　　一二六四年，僧人舍利威联合威楚、统矢、善阐和三十七部爨人各杀守将起义，善阐屯守官无力抵御，遣使向大理告急。大理总管信直日积极向元朝效忠，领兵支援，连败起义军于威楚、统矢等地。

　　这年秋天，舍利威又发动起义军十万向大理进发，元朝令都元帅也先和信苴日迎击，也先等军到安宁，击退舍利威军，攻占善阐。起义军又连续在威楚、新兴、石城、肥腻、寻甸等地失利，爨部起义受挫。

　　约十年后，舍利威发动群众再次起事。信苴日派人伪装商人往见舍利威，将他刺死。起义军在失去领袖后失败了。

　　舍利威的起义发动于云南的中心地区，占领了善阐等城镇，直逼大理，声势浩大，给蒙古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云南盛产金银，元朝派专使前往搜括，设打金洞达鲁花赤，监督各族矿工生产黄金；又置合刺章打金规运所、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制造金箔作为通货。云南征收赋税也要纳金银，中庆附近城邑的人户，往往逃亡抗赋。甸寨边远的地区，秋天就派人领兵征赋，人马刍粮往返之费，都加在人民头上。征税人按赋额加征十分之二，亏损数又加十分之二，而迎送的接待和馈赠，同应征赋额相等。元朝颁布过“禁云南管课官多取余钱”的诏令，正说明当时官吏的贪酷。

　　云南行省的官员，为了扩大人户和税收，以便向上邀功请赏，常常启事造衅，无故征伐偏远地区，乘机劫掠人口、财物和金银。云南平章在一次镇压起义时掠取黄金五百两，忽必烈说是他“效死所获”，应归他所有。

　　驻云南的王府是压在各族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豪民往往投充王府当宿卫，规避一切徭役，而且还要官府供给。王府直接占有大量人户和土地。乌蒙等处须向太子真金献马。梁王镇守云南，子孙世袭，每年受贡马达二千五百匹。王府畜马多，全部放在城郊牧放，侵食民众的庄稼。

　　权贵势豪之家残酷剥削百姓，并且用高利贷重利盘剥穷人，把不能偿债的人没为奴隶。奴隶常被黥面，以防止逃亡。

　　云南各族人民不堪忍受这些剥削和压迫，“冤愤窃发”，纷纷起而反抗。

　　临安、元江地区的和泥、白衣、朴等族人民，始终不屈服元朝。一二七六年，云南行省调蒙古、爨、■军连续征讨，肆行杀掠，强设临安路和元江府进行统治。一二八○年，和泥大首领必思领导各部起义。一二八五年，元军侵缅，罗槃甸等地人民不堪蹂躏，起而反抗。一二八七年，被云南王率领的征缅军残酷镇压，罗槃甸等十二部并为元江路。

　　在罗罗斯地区，定昌路总管谷纳于一二八七年据八只巴寨起事，各部响应，毁桥梁，取仓粟，夺驿马和屯田牛。德平路落来、威龙州阿遮、昌州苏你、巴翠等部相继而起。

　　一二八一年，乌蒙罗住山、白水江的彝族杀万户阿忽起义。次年，乌蒙起义。一二八五年，乌蒙蛮夷宣抚使阿蒙杀朝廷所派宣抚使起事，四川和云南行省会兵镇压。

　　一二八三年，丽江路施州的罗罗在子童领导下，立寨于纳土原山兴兵起事。

　　亦奚不薛（水西）诸部彝族，自一二七六年以来，连遭云南、湖广、四川等省元兵镇压，一些部落在威力下屈服，但鬼国始终不降。一二七九年冬，元朝派司官前往新附各部赴任，鬼国与罗氏部起而反抗。次年，元朝调三省军会讨，亦奚不薛的鬼蛮奋起抵抗，经过三年的战斗，亦奚不薛的首领被俘，送京师，流放到北边而死，余众于一二八三年春被迫出降。

　　此后不到二十年，这里又爆发了一次震动元朝的大起义。

　　元成宗即位后，湖广左丞刘深建议出征云南以南的八百媳妇国，得到右丞相完泽的赞同。一三○一年成宗调遣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浙江五省军队数万人，任命刘深、哈刺歹为云南征缅分省右丞，领兵征讨八百媳妇。

　　刘深的军队通过八番顺元入云南，沿途强征递送粮饷的人马。雍真葛蛮部内苗族、仡佬族人民看到这种苦役将导致家破人亡，宁死不往。元官员以征发土人总管宋隆济全体族人相威胁。宋隆济于是联合各部起事，烧雍真总管廨舍，烧劫新添、贵州到播州等地许多驿站，围攻贵州，杀死知州张怀德。

　　当时水东、水西各族，由于遭到征八百媳妇军的扰害，对刘深恨入骨髓，纷纷起兵响应。水西蛇节领导的部众是起义的主力军。蛇节是前顺元路总管阿那的妻子，阿那死后，摄理部内政事。刘深军到贵州，向蛇节勒索黄金三千两，马三千匹。蛇节不能忍受官军的勒索和蹂躏，毅然率领本部军与宋隆济一起围攻贵州。

　　七月，梁王下令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会兵进讨。云南平章床兀儿领兵先达顺元。云南各地又纷纷揭竿而起。乌撒部首领事先同宋隆济相约起事，于这年冬天联合乌蒙、东川、茫部进兵中庆。罗罗斯、马湖、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临安、广西等路府以彝族为主的各族都以这次远征供输烦劳，准备响应。车里的白衣族，江头江尾的和泥族也相继起义。

　　十一月，成宗下诏，令湖广平章刘国杰会同四川、云南兵火速援救刘深等的军队。

　　大德六年（一三○二年）正月，宋隆济等已九次围攻贵州，刘深军中粮尽，人自相食，计穷力拙，只得仓皇撤退。起义军乘胜追击，连续阻击于山谷中，使官军首尾不能接应。元军战败，损失军士十之八九，辎重文卷都被掠去，贵州也被起义军占领。

　　二月，刘国杰赶到播州同四川军会师。三月，元军在木瓜坝战胜蛇节部将阿毡，但因暑季来临，军粮馈乏，只能驻守思、播州等地以待时机。

　　这时，乌撒乌蒙的起义军正节节进取，于禄丰寨劫取皇太后和梁王位下财队和人畜；进攻曲靖、沾益州，烧毁荡坦驿。乌撤、乌蒙、东川、马湖四族又聚兵四千并联合罗罗斯军，渡过金沙江，攻建昌。三月，前锋直指雅州，邛部州，四川震动。

　　元军经过半年的准备，到九月才分路对各部发起进攻。刘国杰领溯广军征亦奚不薛，分三路前进，前后经过四十余战，最后深入到云南普安路境内。蛇节被刘国杰部将宋光击败。陕西四川平章也速带儿等从叙州庆符县和长宁军出发，分别攻入益良州、茫部境内，乌撒、乌蒙、东川、茫部等抵抗几月之后，终于被元军各个击破。

　　大德七年（一三○三年）正月，蛇节重新组织起义军，与湖广军大战于墨特川，败退阿加寨。二月，蛇节等被捕。刘国杰回师水东，俘掳宋隆济等十余人。起义者的首领先后都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元朝的残酯镇压并不能消除起义的浪潮。一三○五年，曲靖路罗雄州头人阿邦龙少、麻纳布昌联合普安、广西等路起事，烧驿站。云南行省参政、平章及诸王领兵镇压，经过多次苦战，阿邦龙少被捕牺牲。麻纳布昌逃走。

　　元武宗即位后，又调兵进讨八百媳妇国。一三一○年，临安、大理两宣慰司，丽江宣抚司和普安路土官所隶部曲又同时起义。此时元朝已因军力消耗，无法应付。次年，永昌以南蒲人阿娄银自称平章都元帅起兵。普定路土官杀死迁调官吏。各路起义蜂起，数年不息。一三一八年，阿娄银等声势更大，杀镇将，夺驿马，云南派兵征战近一年，攻破寨栅，屠杀居民，起义者远逃到山林中，拒不降元。

　　一三二三年，大理护子罗领导起义。八番顺元、大理、威楚等各族也纷纷起事，延续三年之久。

　　元顺帝时，云南各族人民叉举行起义。一三四七年冬，中书省户部惊呼：“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蜂起”。一三五七年，徐寿辉将明玉珍入四川。一三六二年，明玉珍遣兵三路攻云南，部将万胜由界首深入，攻克中庆，梁王逃走。各族人民乘机响应，热烈欢迎红中军，出现“土民冒雨以争降”的盛况。元朝诬称“群盗满山”。梁王向大理白族贵族段功求援，段功领兵击万胜。万胜因孤军无援而撤退。

　　段功助梁王打退红中军，收复中庆，元朝封他为云南行省平章，大理贵族实力的增强，又造成蒙古统治者的疑惧。一三六六年，段功被梁王害死。段功子段宝自称平章，据大理与梁王分庭抗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一三六八年，元江舍兴起兵反元，领军攻入中庆，梁王又一次在大理贵族段宝支援下脱险。蒙古统治者同白人贵族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再次相互勾结。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苟延了一段时期，最后被明朝所消灭。

　　二、白衣、金齿

　　白衣（或称白夷、百夷）和金齿，都是傣族的祖先。元代聚居在云南行省的西南部，分为以车里和金齿为中心的东西两大聚居区，相当于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其临近地区。据元人解释，“白衣”是“以其服饰为种名”，或者说“百夷”是“群蛮之总称”，称“金齿”则是由于他们用金裹两齿，作为装饰的缘故。

　　忽必烈灭大理后，一二五四年，大将兀良合台征服了大理西南的金齿、白夷。一二五八年，金齿捻迭、玉龙川二部遣使来朝蒙古汗，一二六一年到达开平。忽必烈下诏奖谕，并特命兵部郎中刘芳出使大理、金齿等地“绥抚”。八月，忽必烈又派蒙哥时的大理奉使贺天爵为宣谕大理金齿安抚使，将大理西南的傣族置于元朝统治之下。

　　一二六七年，忽哥赤为云南王，出镇大理、金齿等处。次年，忽哥赤出征金齿未降各部，任命爱鲁为金齿安抚使，经过两年的征战，各部首领献驯象归降，并确定了每年向元朝缴纳租赋的定额。

　　一二七一年，元朝将金齿分为东西两路，设安抚司统治。一二七五年，西路改为建宁路，贺天爵任安抚使。东路为镇康路。一二七八年，建宁路安抚司改为镇西平缅麓川等路宣抚司，下辖镇西（治旧盈江城）、平缅（陇川县境）、麓川（瑞丽、遮放等地）三路和南甸军民总管府（腾冲和盈江之间的梁河一带）；镇康路安抚司改为镇康芒施柔远宣抚司，下辖镇康（镇康、永德县地）、茫施（潞西）、柔远（龙陵）三路。宣抚司由元朝命官，各路总管则任命当地头人。一二八六年，两路宣抚司撤消，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永昌。一二九一年，宣抚司改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升为从二品的行政机构。

　　元朝招降金齿以后，缅甸国王也企图向北征服金齿各部。一二七二年和一二七七年，缅甸两次侵犯金齿阿郭部。一二七七年，蒲甘大将释多罗伯又发兵进攻干额总管阿禾部，企图建寨于腾越、永昌之间。元朝令大理路蒙古万户忽都、总管信苴日等率兵迎击，缅军败退。元朝继续发动侵缅战争。同年十月，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军征缅，直至江头城（瑞丽江入伊洛瓦底江口）而回。一二八三年，元朝派宗王相吾答儿等分兵三路征缅，破江头城，留都元帅袁世安领兵镇守。一二八七年，云南王率诸王、大将又大举向缅进兵，前锋前至蒲甘。元成宗时，元朝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元朝的侵缅战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在金齿和缅甸之间的各土邦慑于元军威力，纷纷来降。于是又先后设立了骠甸（后并入平缅路，一三三五年立为散府）、通西（以蒙阳甸置，在陇川西南）军民府，木邦（怒江以西南北掸邦地区）、蒙怜、蒙莱（南康以西孟乃附近）、孟广、孟密（沿瑞丽江至伊洛瓦底江以下，孟密今蒙末特附近）、太公（老蒲甘城）路。伊洛瓦底江以西，设蒙光（即猛拱，西北接阿萨密）、云远（西接印度曼尼坡，东抵伊洛瓦底江）路。在澜沧江以西，先后设立了孟定（今耿马孟定街）、孟绢（孟定以南）、木连（今澜沧、孟连等县地）、谋粘（今耿马境）等路和银沙罗甸宣慰司（今双江、澜沧县地）。以上行政设施，已包括了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临沧地区及其以南广大地区。

　　今西双版纳及其邻近地区，元代称为车里，一二九二年，元朝派军征八百媳妇国，以后又接连兴兵，同时派人招降傣族甸寨，先后设置了木来府（孟连境）、木朵（缅甸景栋以东）、孟爱（景栋东北）、车里（西双版纳及景栋等地）、孟隆（景栋以东）、老告（老挝境）、老丫耿冻（辖耿当、孟弄二州，疑即西双版纳东北之整董和依邦——猛落）等路。在景栋以南，萨尔温江以东，湄公河以西地，先后设者线蒙庆和八百媳妇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辖木安、孟杰、蒙庆等府。

　　元朝在金齿、车里等地设置行政机构统治。金齿地区，元初派安抚使或宣抚使直接统治，后由驻永昌府的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其余各宣慰司、路、府、州、甸的长官，元朝任用当地首领担任，直属云南行省，有时派达鲁花赤加以监督，或派官与土官共同管理。

　　傣族人民多聚居于平川坝子，称为“猛”。大村人户以千百计，土地肥沃，居民以种稻为主。但生产水平较低，不用牛耕，妇人用钁锄地。牲畜有牛、马、山羊、鸡、猪、鹅、鸭等。当地桑柘树木很多，气候适宜，故四时都能养蚕。

　　农村中手工业是和农业紧密结合的，勤劳的傣族妇女，能耕善织，贵族穿着纻丝缕锦，贵妇以锦绣为筒裙，大部是傣族的土产。骠甸和罗必思庄出产用木棉织的白叠布，坚厚缜密类绸，为云南各族人民普遍穿用。其它各地也是家家织布，有“娑罗布”等各种名目。生活用具普遍使用陶器，制陶是农村中常见的手工业。高级头人用金银、玻璃、琉璃等各种器皿。贵人的服装，帽上系金顶、小金铃，衣上饰金花、金佃，腰上系金银带；象鞍上饰银镜、银铃、银钉等。傣族男人普遍用金片包在齿上作为装饰，可以说明金银饰物之多。金银的开采和打制各种饰物的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专业匠人。武器有刀、槊、手弩等。用皮革作盔，铜铁和革作甲，傣文史料中还有以长钢刀作礼品的记载，说明铜铁的冶铸业也有一定水平。

　　专业的商人还没有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交易通过五日或十日一次的集市进行，用毡、布、茶、盐等互相交换。货币用金、银、贝（■子），也用铜，如半卵状（贝状）。

　　元朝在云南建省设治以前，傣族尚处于分散状态，各有土豪，不相统摄。各部有世袭的首领，酋长死，非其子孙而自立者，众共击之。车里地区，酋长叭真在一一八○年入猛泐，即位为景龙金殿国主。一一九○年建都于景兰。叭真战胜车里各地以后，兰那（今景海）、猛交（孟良）、猛老（老挝）皆归其统治。兰那、猛交、猛老及其他各部酋长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泐史》）。这大概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

　　一二九二年，车里、景洪的统治者“叭勐乃”决定，在十个人中设一个头作为“乃火西”（什夫长），五个“乃火西”设一个“火哈西”（五十长），其上又有“火怀”（百夫长）、“火版”（千夫长）、“火闷”（万夫长）。统帅为“火先”（十万人之首），是“叭勐乃”的助手，战时才担任总指挥。这就是“大西”军事制度。

　　元末，思可法起兵反元，据有金齿等地。它内部的行政制度也同车里类似。据《百夷传》记载：“其下称宣慰曰昭，犹中国称主人也；其官属叨孟、昭录、昭纲之类，总率有差。叨孟总统政事，兼领军民，多者总十数万人，少者不下数万；昭录亦万人；赏罚皆任其意。昭纲千人，昭百百人，昭哈斯五十人，昭准十余人，皆叨孟所属也。”这实际上是由“大西”制发展而来的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制度。

　　元代傣族似还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农村公社曾长期存在着。傣族统治者并不需要把土地据为私有由自己经营。他们征服了作为土地有机从属物的人本身，便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傣族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他们既可通过超经济的强制直接奴役占有土地并独立经营的公社成员，也可随意将整片土地分赠给自己的亲属。叭真建景龙国，便取得了被征服地区的所有权。他死后，一子继承王位，其余三子被分封在兰那、猛交和猛老，以其地为采邑（《泐史》）。

　　由于公社成员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傣族头人并不按亩征税，而是在每年秋冬收获后，派遣亲信往各甸按房屋征金银，叫做取差发。每房一间输银一两或二三两。这种按房屋征税的办法实际上是按户征税制，房屋的多少反映了一户的人丁和财产的差别。

　　实物差发以外，额外差徭和负担也很沉重。如每年收差发时，承办人的象、马、从人动以千百计，先要尽量满足他们一切挥霍享受，然后再缴纳输于公家的差发。头目出行，要把象、马、武器、床、凳、器皿财宝和仆、妾、带走，往往是几百人随行，随处宴乐。

　　一二六八年，云南王率爱鲁等征服金齿诸部，即定其租赋。一二七九年大理金齿都元帅纳速刺丁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金齿六路一甸和车里等处，都是岁赋金银，各有定额。一二九二年，木来甸由于资助元朝出征军马刍粮，立为木来府。一二九七年，蒙阳甸酋领提出“岁贡银千两”，元朝就以其地立通西军民府。元朝征服傣族各地，傣族首领上纳贡赋，即可取得元朝皇帝任命的路、府官职，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傣族人民却因此加重了负担。

　　元代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各部互相攻劫的事件。农村公社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聚则为军，散则为民，每三人或五人出兵一名。正军叫昔刺，是带兵器作战的壮士；其余的人则随军负荷辎重，供应正军的需要。一二九二年，景洪的统治者曾颁发政令说：“凡是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十分之二归‘打诰’（官名），其余八分又分作三份，二份归参战的头人，一份归参战的百姓。”（《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调查材料》之一）这反映了通过战争进行掠夺的情况。

　　由于傣族中男子都是武士，不事稼穑，所以生产劳动多由妇女负担。《百夷传》载：“其俗，男贵女贱，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耕织贸易差徭之类皆系之”；“头目有妻百数，婢亦数百人，少者不下数十，虽庶民亦有十数妻者。”《泐史》说叭真有嫔妃一万二千人。这些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处，总之可说明所谓嫔妃、妻、妾、婢很多，实际上是一种奴隶。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父系家长奴隶制发展起来，一方面是树立了男子对女性的绝对权威，父家长往往把妻子压抑到奴隶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将从外族俘掳来的妇女充当从事奴隶劳动的妃妾和婢女。处于奴隶地位的妇女，不仅从事家务劳动，而且也担负起主要的生产劳动。

　　马可波罗说：傣族中间“买来的，在战争中俘获的和征服其他国家得来的其他男人，他们就留作奴隶。”他们的妻子“做丈夫们命令他们做的一切工作”（译文据莫尔、伯希和本）。《经世大典序录》中提到傣族首领争夺土地人民、掳掠人口的事，反映了当时确有抢掠奴隶之风。被掳人口，也可“以银三两赎一人”（《招捕·大理金齿》）。马可波罗还描述了傣族订立债约的办法，说明债务关系已普遍存在。

　　傣族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本已非常残酷，元朝设治以后，定租赋，征差发，负担更加沉重。元代文献中称傣族人民“刚狠”和“叛服不常”，这只是说明他们对元朝的压迫反抗是顽强的。元朝累次增兵镇守金齿。一三○一年，金齿傣族苦于元朝征缅军的骚扰，乘其回师时截击元军，又与八百媳妇诸部相效不输税赋，杀死官吏。一三二一年，怒谋甸主侵茫施路鲁来等寨，杀死元官提控案牍一人。

　　元末，麓川思可法迁居者阑（瑞丽江南今南坎地区），侵夺路甸。元朝先后派云南行省参政不老、平章亦秃浑、云南王李罗等进讨，又派元帅述律杰前往招抚，都以失败告终。思可法乘胜占领诸路，罢原有上官，将各甸赏给有功者。邻近各地也望风纳贡归附。曼谷（即遏罗）、景线（即八百媳妇）、景老（即老挝）、整迈（即八百大旬）、整东（即孟艮）、车里、仰光诸上司都归他控制。思可法恐元军再发兵征伐，派其子莽三以方物朝贡。元朝只好置平缅宣慰司，任命思可法为平缅宣慰司使。思可法虽接受元朝官职，纳贡称臣，实际上仍然独据一方。

　　《马可波罗游记》和李京的《云南志略》都说傣族没有文字，以刻木为约，这可能是指一般民众而言。一三一四年，元朝派官往八百媳妇木肯寨，其酋长曾亲自手书白夷字奏章。明初钱古训等至麓川，也说他们“大事则书缅字为檄”（《百夷传》）。明代所设专事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的四夷馆中有百夷馆和八百馆，百夷馆专译金齿地区行用的傣那文，可能即是钱古训等所说的“缅字”。八百馆专译车里、八百媳妇等地使用的傣泐文，也就是木肯寨主所用的“白夷字”。这两种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由巴利文演变而来。明朝政府中有必要设立百夷馆和八百馆，说明这两种文字早已为官方往来文牍所通用，初创当在元代。

　　傣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节日饮酒作乐，歌舞达旦。乐有三种：一种叫百夷乐，有筝、笛、胡琴、响■之类，唱汉族的歌曲。一种是缅乐，用缅人所作的排笙和琵琶之类，奏乐时众手拍手起舞。另一种是车里乐，车里人所作，用羊皮作三五长鼓，以手拍击，用铜饶、铜鼓、拍板配合。乡村宴会时，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

　　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还没有传入傣族地区，人们普遍信仰原始的巫教，事无大小，都要用鸡骨卜古凶。人有病，请巫师于路旁祭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