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剎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划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彷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眬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彷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抛出去打破了窗户，瞭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