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迭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彷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着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着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彷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彷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衖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