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离开大陆到香港后的两部长篇之一，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共文学”，在国内少有人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国人对十七年的历史开始有了清醒客观的评价，张氏的作品今天看来，也就不再那样突兀。

内容梗概

        刘荃仓皇地把他自己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牙刷、衬衫之类，一件件抓起来就往背包里一塞。桌上那盏豆油灯，灯油快干了，只剩下青荧荧的一点微光，使那整个的黄土屋子里充满了青黑色的阴影，仿佛有了这点光亮，反而比没有倒更加黑暗些。 唐家那边屋子里黑魆魆的，一点响动也没有，似乎他们已经睡了。也许他们也在屏息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也许他们也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悄悄地一声不出，就不会找到他们头上来。 他应当立刻搬出去，回到小学校去，土改工作队员不能住在地主家里。要划清界限。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要搬也用不着这样仓促，根本住在唐家也并不是他的过错。他仅只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不愿意亲眼看见马上就要发生的这件事。他提着背包匆匆走到外面的月光中，迎面正遇见民兵的队伍打着灯笼拥到院子里来。 大家嚷成一片，刘荃就乘乱里挤了出去，在那月光下的黄土弄中连跑带走，很快地已经把那喧哗丢在后面老远了。

        然后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二妞给他洗的那套衣服丢在唐家没有带走。他在心里诅咒着，他讨厌自己在这种时候还会记得这样琐屑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得要去拿回来，那是他仅有的换洗的一套。要拿还是趁现在乱哄哄的时候去，比较好些，要是明天单独再到他们家去，他实在是怕唐占魁的女人和二妞对他哭诉。而且也要避嫌疑，再到他们家去，被人看见了要发生误会的。于是他又逼迫着自已往回走。还没到唐家门口，在黑暗中已经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哭喊着：「求求大爷们，行行好，饶了他吧，行好的爷们！大家都是街坊刘荃进院门就看见她，也看见他自己的衣服，衣服抹平了之后又晾了出来，晾在院子里那根铁丝上。二妞牵着他那制服上的一只袖子，仿佛拿它当作他的手臂，把额角抵在那袖子上，发急地揉搓着。

        刘荃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鄙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镇静地走上去，把他那制服的裤子取下来搭在手臂上，再来拿那件上衣。二妞一看见他回来了，本能地把手一缩，把他那只袖子放了下来，大概自己觉得她这种举动太不妥当，然而随即又忘其所以地拉住他的手臂，颤声叫着：刘同志！你救救我爹！救救我爹！你看他们怎么乱逮人刘荃一面挣扎着甩开二妞的手，一面去拿他那件衣服，但是也不知怎么，衣服挂在那里，扯来扯去再也扯不下来。他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种奇窘，简直像在噩梦中一样。然后他发现，原来衣服上的一排钮子全都扣着，把那件上衣横穿在铁丝上。他匆忙地去解钮子，一个个地解开。他可以觉得二妞站在旁边呆呆地向他望着，她的脸在月光中是一个淡蓝色的面具，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圆而大的银色薄壳玻璃珠。小学校里那天晚上灯烛辉煌，因为捕人的事彻夜地在进行。逮来的人都送到后院两间空房里锁着。张励也还没有睡，几个重要的干部也都在那里。刘荃随即从他们那里听见说，唐占魁不过臂部中了一枪，摔下来的时候伤得也不重，已经扣押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刘荃换上他的另一套制服，发现胸前的钮子少了一颗，大约是昨天晚上晾在铁丝上的时候，拚命扯它，扯掉了一颗钮子。他不由得苦笑了，他觉得他在昨天那一幕惨剧里演的是一个可笑的角色。 唐占魁的女人提着个篮子来送饭，闹着要进去见唐占魁一面，她不放心他的伤口。民兵没让她进去，她就坐在地下呜呜地哭了起来。刘荃隔着两间屋子听见她一头哭一头诉苦：一早就来了人，什么都给贴上封条，柜上贴一张，缸上贴一张，三间屋子封上了两间──尽自在旁边叩头，求他们少贴两张，还给磨盘上也贴上一张，油盐罐子都给封上了！她看见那年轻人脾气好，更是钉住了他不放松，哭着说个不完。「做做好事吧同志，我们也是受苦的人哪！可怜他苦了一辈子才落下这几亩地，哪怕地都拿了去，好歹留下他一条命，往后做牛做马报答各位爷们！」她并不走开，依旧站在台前，四面张望着，寻找她哀求的对象。她那红肿的眼睛里含着两泡眼泪像两个玻璃泡泡，鼻孔也是亮汪汪的，嘴里不住地抽抽噎噎吸着气。会场里人声嘈杂，一阵阵地像波浪似地涌上来，她心里恍惚得厉害，只有那抵在她背脊上的粗糙的台板是真实的。

        这次的大会是在韩家祠堂前面的空场中举行，场地上搭着一个戏台，逢年过节总在这里唱戏。戏台上面罩着小小的屋顶，盖着黑瓦，四角卷起了飞檐。台前两只古旧的朱红漆柱子，一只柱子上贴着一条标语，像对联似的：「全国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打垮封建势力。」檐前张挂着一条白布横额，戏台后面又挂着几幅旧蓝布帷幔，还是往日村子里唱戏的时候用的。台前的几棵槐树，叶子稀稀朗朗，落掉了一半，太阳黄黄的直照到戏台上来。那秋天的阳光，也不知道怎么，总有一种萧瑟的意味，才过正午就已经像斜阳了。小学生打着红绿纸旗子，排着队唱着歌，唱得震耳欲聋，由教员领导着走进会场，站到台前靠东的一个角落。民兵也排队进场，个个都拿着枪，一色穿奢白布小褂，拦腰系着一根皮带，胸前十字交叉扣着子弹带与手榴弹带。台前站了一排，台后又站了一排，四下里把守定了。农会组织孙全贵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拿着个厚纸糊的大喇叭作为扩声筒，嗡声嗡气地叫喊着。干部与土改工作队员大都分布在群众中间，以便鼓舞与监督。张励却和一小部分队员闲闲地站在会场后面，仿佛他们不过是旁观者。张励的一只护身的手枪，今天也拿了出来佩带着，为人民大众助威，防备会场上万一有坏分子捣乱。他的外貌很悠闲，心情却十分沉重，也像一切舞台导演在新剧上演前的紧张心理。

点评鉴赏

与《秧歌》

        现代史上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有点被谈“俗“了，她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可以在文学史上站一席之地了（虽然尚有点点滴滴的反对声音）。然而当下的人谈论张爱玲，再也不是像傅雷先生那样认真阅读她的原作，对其文学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分析阐释。现在的人谈论张爱玲，往往津津乐道于张爱玲的穿衣打扮，张爱玲的传奇身世，以及她与胡兰成的恋情。渐渐的，张爱玲成为小资的一种符号，她不再与文学有关，而是与时尚有关。谈论张爱玲变成了一种身份之象征，看张也变成了时尚。她的两部特立独行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至今也未得到共识。（国内至今没有正规出版过这两部小说）人们至今只是欣赏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基本上漠视张爱玲的另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文学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种种纠葛让《秧歌》与《赤地之恋》不见天日久矣。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代表作，但由于被中国大陆指认为“反共小说“，一般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皆不收这两部小说，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第一版。金宏达、于青编）就未收《秧歌》与《赤地之恋》。大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不知是不是非法出版物？）。上海学者郜元宝认为：“如果说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文学评论家郜元宝也对大陆文学界漠视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写《秧歌》 《赤地之恋》时，张的文学兴趣更偏向中国传统小说，追求疏淡轻松，不那么密致急促了。但仍有大量西方文学的手法，如意象，象征，隐喻，心理幻觉等。不断“破坏“的背景下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这种张爱玲式的叙述模式由“赤地之恋“四字上升为经典的象征。“秧歌“则暗指群众被迫的笑脸，假装的幸福，这个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扭曲了的灵魂。《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西方文学手法没有早期中短篇那么密集，但较自然地融于中国传统的叙述风格，有笼罩全篇之势。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但她不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们的灵魂当自己的灵魂来解剖，所以她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

人物评价

        张爱玲是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再度掀起，许多研究专著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印刷渐次发展到比较的成系列。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的罢。

        然而一个极大的问题至今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张爱玲一直被一分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有限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对五十年代后的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最近搬上了银幕，她1952年由沪迁港、定居美国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在一些传记中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

        这些，与完整呈现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这主要是张氏1954年在香港完成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从中作梗。

        政治决定论而滑入了新的政治决定论，把凡和政治疏远的作品都划进纯艺术领地，凡和政治接壤的作品都归入非艺术领地，比如，张氏四十年代小说与政治无关，就给以较高乃至极高的评价，而五十年代以后像《秧歌》《赤地之恋》之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则统统视为拙劣的宣传。这就是矫枉过正。 长期以来，文学之与政治，一直被理解为要么是现行政治导向的传声筒，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做另一种政治的传声筒。不管哪种情况，文学都排他性地从属于政治。对这种从属关系，无论极力维护还是极力想打破它的人，都习惯于认定文学与政治一旦沾上了，就必须要么宣传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没有别的可能。鲁迅当年在纠正极左的文学观念时，曾对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文艺都是宣传”提出进一步解释：“不错，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我觉得沿着他的思路还可以推衍下去：一切宣传并不必然就是非文艺，而一切逃避政治的创作也并不必然就是真文艺。

作品评论

        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写农村土改。时间也就过去了50多年，那段历史却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遗忘掉了。按照张爱玲的说法，书中写的都确有其事。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统统枪毙了事。干部得到了最多的实惠，而不久以前，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还只是村里的小混混。

        后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没有多少人说得上来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么。而在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而主人公刘荃，一个只求安稳的小职员也被卷入了运动的漩涡，锒铛入狱。他最终被放了出来，代价是他的女友和上头的领导同居了。（现在没有人会做出这种傻事了，一是没有了政治运动，二是做也要为了实惠。也许时代真的进步了。）万念俱灰的刘荃来到了朝鲜，成了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一名志愿军战士。

        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说法，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2000多人被俘，三分之二后来选择去了台湾，受到盛大欢迎，美其名曰“反共义士”。刘荃是属于剩下的三分之一。不是因为还想见到他的女友，他的心早已死了。只是他想不到更好的选择，毕竟，他的命是她给的。回到大陆的战俘是不见经传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张爱玲的书中，人是不分好坏的，笔下也绝不会流露半点儿同情。人都是脱不了俗气的，偏偏这样写就的人物最让人牵肠挂肚，有咂摸不尽的滋味。

相关评论

        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写农村土改。时间也就过去了50多年，那段历史却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遗忘掉了。按照张爱玲的说法，书中写的都确有其事。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统统枪毙了事。干部得到了最多的实惠，而不久以前，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还只是村里的小混混。

        后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没有多少人说得上来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么。而在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一起扛过枪的战[1] 友，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而主人公刘荃，一个只求安稳的小职员也被卷入了运动的漩涡，锒铛入狱。他最终被放了出来，代价是他的女友和上头的领导同居了。（现在没有人会做出这种傻事了，一是没有了政治运动，二是做也要为了实惠。也许时代真的进步了。）万念俱灰的刘荃来到了朝鲜，成了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一名志愿军战士。

读后感想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实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份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并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就完全没有触及。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

        同时目的也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这里没有概括性的报导。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若只看了张的《赤地之恋》，或许会滋长一种片面的反共情绪。而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也许并不是出于反共，就如抹布说“也许！她真是无心的。”她不过是“复制”了当年的一些事情，把所有人性中的恶聚在一起加以强化，以一颗悲悯的心来反对恐怖的人性迫害。而的确，她以神来之笔，活画出了当时的那种压抑气氛，相信那时肯定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