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吶吶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彷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着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彷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