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那边屋去坐！”他仿佛比他女人还要木讷，连个“同志”也不会叫。

　　他把刘荃让到今天早晨那闲房里去，二妞随即送了一盏灯进来。但是这油灯搁在桌上，搁不稳，大概因为这泥地凹凸不平的缘故。二妞把灯放在炕上，又出去找了块砖头垫在桌腿下面。她蹲在桌子底下，把砖头垫上了，屡次昂头来看看垫平正了没有，又堆了推桌子，看它摇晃不摇晃。这时候刘荃注意到她头发上戴了一朵浅粉色的小花，早晨似乎没有看见。

　　唐占魁坐在炕上吮着旱烟袋。他光着膀子，穿着一件白布背心，灯光照在他赭黄色的脸上，脸上很平坦，但是像泥土开裂一样，有几道很深的皱纹。

　　“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吧？”刘荃说。

　　唐占魁唏唏的笑了几声，客气的说，“也不算长，不算长。”然后又沉默下来了。

　　刘荃看他彷佛有心事的样子，就又把土改的大致办法向他讲解了一遍。问知他有十一亩地，一年收不到十石粮食，交了粮，一家人刚够吃的。像他这样的中农，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定律，他的财产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可以绝对用不着忧虑。

　　然而唐占魁仍旧皱着眉头。“说是要‘打乱重分’，有这话没有呀？”

　　“没有的话。像你们这中农的地，绝对不去动你们的。”

　　“那就好，那就好，”唐占魁叹了口气，“自从听见那话，心里就是一个疙瘩。我这几亩地，别的没什么，地性是摸熟了。沿河那块地，是大前年买的杨老二的，挺好的地，杨家几个兄弟不成材，把地都荒了，那士不知多硬。自从我种上了，一年翻两回，又常常挑些熟土来垫上，这现在收成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要是换给别人，就是多换两亩都有点舍不得。”

　　他的田都是一亩一亩零碎置进的，听他说起来，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历史，也有它独特的个性。他也像一切沉默寡言的人一样，有时候一开口说起他喜爱的事物，忽然滔滔不绝起来，变得非常唠叨。刘荃听着，倒觉得很有兴味。

　　二妞出去了又进来了，倚在房门口呆呆地听着。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问叫他们出去吃饭，她做了荞麦面烙饼。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灶上的火还很旺，她叫二妞去坐上一锅水。

　　灶旁有一只酱黄色的大水缸。二妞揭开缸盖，拿起葫芦瓢来舀水，但是还没有舀下去，先在水里匆匆的照了一照自己的睑。她把那朵花向后面掖了掖。再照了照，总彷佛有点不放心。结果又把那朵花摘了下来，倒插在鬓边。这次却没有插牢，那粉红的花声息毫无的落了下来，在那暗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影沉沉的水里映出她的脸，那朵花正栖息在她眼睛上，一动也不动，二妞也没有去捞它，手扶奢缸沿，只管望着自己的影子。

　　“怎么舀点水要那么许多时候，又不是绣花，”她母亲说话了，“尽在那儿看些什么？”

　　“我看今天这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浑，”二妞说，“底下那么厚的泥。”

　　她把花捞起来洒了洒水，依旧插在头发上，匆匆的舀上一锅水，送到灶上去，然后也坐到桌上来吃饭。她斜签着身子坐着，低着头吃饭，刘荃因为不愿意让她觉得窘，也尽量避免朝她那边看去。但是她刚才在水缸里照镜子的神气，却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似乎有一种渺茫的快感，又觉得有些不安。

　　3

　　工作队这两天忙着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着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着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于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后，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着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后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着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