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着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后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而且后来被人排挤，终于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后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着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着答应着，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着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复晓谕。佃户们终于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后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着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着，后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着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后，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着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着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着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么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么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