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 ”。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