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因之，对“文革史”的研究在内在逻辑上就成为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部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治史力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而对文革史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文革史”是近年党史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如果较真儿点说，具有学术功力的佳作却不是很多。《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再版)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文革史研究尤其是文革冤案研究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对文革冤假错案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文革的冤假错案，其思想意义和学术含量并不只是像为某位同志平反昭雪那么简单，也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无论是颠倒黑白的冤案，无中生有的假案，还是捕风捉影的错案，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最极端的形态。这些冤假错案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包括了案发时的政治环境、执行者的政治素质、程序性制度和非程序性制度的交互作用、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等等方面。所以，一个典型的案件，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研究一个典型的文革冤案，不仅可以获取当时所以形成众多冤案的历史信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认识文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赵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是专家治史之作。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其特点是以史为重，特别强调史料的全面、史实的准确。这本书的作者恪守史家本分，对“赵健民冤案”，本书不是就案说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云南文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说是一部云南文革简史，一个从多重角度解读文革的典型个案。

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

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史问题。即清查“叛徒”、“特务”、“内奸”、“历史反革命”等各类埋藏的“阶级敌人”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等。二是政见分歧。即“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夺权”的问题。如所谓“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等；三是文革冲突。即对文革运动的政治态度问题，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意见不合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铸案”、“杨、余、傅事件”等。

从道理上讲，这三类案件的问题起因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第一类问题虽是翻历史旧账，但性质最严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第二类问题虽然上纲上线很高，但终究还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性质；第三类问题是由文革运动本身造成的矛盾冲突，虽然声势浩大，行为激烈，但问题性质还是属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认识范围。所以，真正能在政治上致人于一败涂地的还是搞历史问题。所以，把现实问题搞到历史上去，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来做历史文章是历史上党内解决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说，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无一不是历史上有“污点”，政治上“反动”，文革中有“罪行”。“赵健民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个案例。给赵建民罗织的“六条罪名”，全然是编造出来的。

由于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是作为“修正主义的路线”提出的，在各地各单位都有“代理人”，所以，赵健民个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遭遇。书中所述的“赵健民冤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刘少奇和各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的云南版。历史上，赵健民在革命战争时期被捕期间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中组部和中监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审查结论。文革初期，红卫兵调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证明。再者说，康生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对赵健民的历史情况是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不顾事实，一口咬定赵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于文革运动的政治需要。所以，赵健民被关押起来后，对其长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审，不让申述。或许这也说明，本人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要他当文革的牺牲品。

透过《康生与“赵健民冤案”》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

本书提供了一个反映、观察各省市领导干部文革境遇的视角。如果说，刘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共性特点的话。那么，地方领导干部的“走资派”境遇，则反映了文革运动在各地发展的个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对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许只是要他们解决政治上跟谁走的问题。然而，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地方大员多处在风口浪尖上。对上，他们既要紧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处理地方的混乱局势，应付这场他们“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对下，他们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直接冲击的对象，又要表态对运动的支持。这样，他们犹如是风箱之中的老鼠，在两头挤压的夹板中，左右为难。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干部阶层在群众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的情况。所以，就政治运动史的研究角度而言，这些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或许是最有信息量的。

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无论路线亲疏，无论观点左右，都被认定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在造反夺权运动中，这些省市一级的“走资派”，处境最为难堪。云南的赵健民冤案，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这批干部的文革境遇。书中讲述了云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斗的情况。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后台”的赵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饱受牢狱摧残。由此可见，人为虚构的阶级斗争一旦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破坏力量。

“赵健民冤案”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

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式。这是文革的劫难给全党的重大历史教训。实际上，在文革进行中，许多干部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书中可见：1967年3月1日，赵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长康生面陈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赵健民这种做法本是按照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中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赵健民没有想到，当时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同志，刚刚因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手段，夺得中央领导机关的权。这导致了赵健民的八年牢狱之灾。文革使广大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这场广大干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难，让全党懂得了党内民主的真正价值的宝贵。

这本书推进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

发动文革，原有进行一场全国反修防修演习的“练兵”之意。(《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但被文革动员起来的群众，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群众自己打的不可开交。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一种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破坏力量?这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赵健民冤案”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

在谈到文革的危害时，人们自然地要与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康生等人的罪行联系起来。仅以康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康生夫妇在文革中点名诬陷的共819人(包括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中点名诬陷的239人)。但如果笼统地把文革灾难统统归结给他们，实在也太抬举他们了。这实际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因为文革所以能够形成这场举国皆狂的运动，无论是林彪之流，江青之流，还是康生之流，都是不够份量的。即便是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也不是事事都能随心所欲的。运动中的各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过过激行为。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也未必没有整过别人。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成为当时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所以，在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只会模糊和钝化我们的历史意识，让我们在一堆脸谱化的人物中获得心理解脱，失去了对自己历史反思的能力。

实际上，脸谱化是一种思想的幼稚化。以“赵健民冤案”为例。许多书上都说是康生单凭相面，就断定赵健民是叛徒。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康生是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在山东工作多年，主持过审干工作，与赵健民早就相识，对赵健民历史上被捕的历史也是知道的。所以，打倒赵健民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根据证明，打倒和拘捕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并非康生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至于康生当场胡说“我四十年的革命是有敏感的，我凭敏感看你就是个叛徒”，完全是故作高明的讹诈，用以恐吓和震慑对方的伎俩。所以，赵健民本人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冤案归咎于康生一人，他认为：“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赵健民访谈录》，《赵健民文集》)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曾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不赞成，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虐待俘虏。尽管对于文革的真正错误和危害来说，这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他提出了一个从人性看文革的视角。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 云南这场以“赵健民冤案”为中心的大规模迫害运动，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

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的国家。文革以我们民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时下还常常听到一些对文革的溢美之词。有的出自不谙历史的青年人，有的却出自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历史的失忆，不仅发生在下一代上，也发生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身上。这说明，对文革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当然这种反省，不是要纠缠于历史的错误，而是要从错误中汲取历史教训，从历史中走出来，更好地向前看。或许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

(作者王海光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昆明军区原司令员张-秀将军、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分别为该书作序)